第六十九章难处
第六十九章难处
“何兄,你的想法很好,但是问题太多了。”刘璟说道:“你的意思我大概明白。这一件事情辽东是可以实现的。无非分田而已,只要朝廷舍的。辽东土地完全可以分给下面的人。这没有问题。但是河北就不一样了。河北虽然多是迁移过来的,但已经过去而二十多年了,一代人过去,当初本来就不是均分土地,而今土地各有参差。这很正常的。即便当初百姓迁移过来,授田也没有到一家几百亩的地步。土地乃是国家之根本。天下之根本。而今大战在即,动摇根基。不是智者所为,一旦有事,南方战事正急的时候,闹出民变来,悔之晚矣。”
何夕说道:“此事不动手?何时动手?土地这一件事情,什么时候动,都会闹一个天翻地覆。而且大战在即,战事胜过一切,反而一时间不会出什么大乱子,最少朝廷之中,不会有反对的人。只要朝廷之中没有反对的人。其他的问题,就不是大问题。我当然知道这里面有问题,有问题只需一件件解决问题,而不需要解决人。”
这是何夕最大的感悟。
如果能单纯做一件事情,那简直是太幸福了。
然后,人与事是联系在一起的,很多时候要推进一些事情,必须要先清楚一些人。做事就演变成了两边不死不休的斗争。在斗争升级之后,很多人都忘记了初衷。甚至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而斗争,只是为了眼前利益,将对方搞死。
一旦陷入这种局面,这个朝廷大抵陷入死亡螺旋了。
亡国指日可待。
而土地问题是一切之根结所在,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之中。何夕想来想去,觉得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适合对在土地上下刀子了。
更不要说,北京所有的地盘,辽东,河北,山西,漠南。这些都是地广人稀的地方,最少并没有强悍的士大夫集团。这就足够了。只要能完成这上面的改革。等将来大明统一天下,可以用这些地方出身的官员,去压制其他地方官员,特别是江南士大夫们。
毕竟何夕也明白,这种改革对于士大夫们来说,完全是不可接受的,这代表耕读传家的经济模式破灭。代表着天下所有人,不管是土地,还是手工业,以及其他各种物产,都卷入商业化的浪潮。
而这种激烈矛盾,何夕根本不可能等打下天下之后去推行,因为,那个时候他面对的反对力量太大了。毕竟,天下只有一个大明,一旦北京政权夺取天下,就不再是一个地方性质的政权。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势力平衡。
而上上下下没有这种紧迫感,很难咬紧牙关,用逼反地方的态度推行变法的。
这或许是,商鞅变法之后,中国历代一统王朝变法都不算成功的原因了。那就是中国太大了。利益集团太多。维持统治,尚能将这些利益集团苟合在一起,一旦变法,就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尖锐冲突。
太多矛盾难以调和了。要么就浮光掠影,草草而过,要么就如现在这样,用最激烈的方式来对待这一场变法,那就是战争。
朱元璋选择了后者。
何夕只能秉承这一条路线走下去,尸山血海已经是必然。为了不让无辜的人枉死。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一场战争,何夕才坚定地要对土地动手。
刘璟沉默了一阵子,说道:“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,河北那边怎么让几家合股的?”
何夕说道:“同村同姓的分在一起,将土地固定下来。各人算自己的股份就行了。推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,主持此事。如果有人退出,卖出股份,自己离开就行了。有什么问题?”
何夕这种制度,也有合作社的性质。
有相互帮助的性质。毕竟大明朝廷的统治力量是不可能统治到具体一个人的。何夕为未来大明设计的,就是大明朝廷管理各家公司,而公司直接管理百姓。同时大明朝廷又是资本家与工人的仲裁者。
当然了,其中或许有很多偏差。
如此一来,完全将大明底层结构给改写了。
刘璟说道:“太有问题了。大明百姓识字率有多少?你知道吗?百中一二而已。别的不说,这合股要算账吧,交税要算账吧。这账目,他们就算不清楚了。而百姓生活艰难,每年为争夺水源,几个县都能打成一锅粥,更不要说,这种全新政策推行,我想想就头大。传统衙门里面的人,收一些田赋,催一些徭役,都能搞出事情来。你这政策推行下去,不闹出几场大乱子,是搞不定的。”
“简直盲人骑瞎马。”
何夕说道:“这一点我明白。”
诚然,何夕不如刘璟了解农村,要知道,刘璟在青田老家隐居多年。而他这种身份的士大夫,在家乡的时候,就是十里八乡的学问人。更不要说诚意伯刘伯温的余荫在。农村搞出什么事情来,都要请刘家出来调解,评理。
甚至两个村子械斗争夺水源,也要让刘璟高坐做裁判。
为何?分胜负啊。
两个村子只是为了争水,又不是为了杀光对方。虽然说有一些村子因为种种原因是世仇,但是能成为世仇,就是因为他们大概吃不下对方。这种情况情况下,他们也不愿意折损太多儿郎,又不甘心认输,就要出来一个做中人的。
当地士大夫们,大多都是这样的权威。
很多读书人虽然没有那么多钱,但是这样的特权在,自然有源源不断的钱到他们手中。而商人在这种环境之下,赚多少钱也是土鳖,抬不起来。
当然了,金钱的力量超过一定限额之后,就未必了。
用经济学术语来说,在农村属于熟人社会,各种利益早已分配完毕,几乎没有什么新增的。都是存量博弈,你有了,一定有人没有。而且基层争夺,更是赤裸裸的。家里男子多,能打架,就占上风。对方在田埂上多挖一道,你不反击,将来定然得寸进尺。
甚至有了几亩地,一条水沟,赔进去几条人命,也不能退。
无他,你退了。别人就知道你弱,欺负你的就不只是一个人了。
这就是很多农村人死要面子。
不是不知道里子比面子重要,但是面子撑不住了,里子也撑不住了。
当然了,这样的情况不太适用北方,毕竟北方还没有从元末大乱之中恢复过来,土地的争夺还没有如此赤裸裸,白热化。但是江南,江西,福建很多地方,就是这样的写照了。
中国百姓是最温顺,也是最具有反抗精神的。
一旦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,就会遍地刁民。
而各级府县的治理能力是什么样子的。何夕心里也有数,如果说,这些地方官员的能力,有北京官吏的能力,何夕就不用担心这些事情了。而北京这些官吏,是何夕从国子监,到辽东,从辽东到北京,一路摔打出来的能吏,基层更是四所大学所有学生。不敢说着些大学生有多高水准,但是数学上,有中学水准,在语文上古文专精,估计能比上大学生。更有即便的逻辑思维,数字统计的概念,不敢说胜过这个时代的一些名臣能吏,但是大多都在水准之上。
这些人在推行政策上有足够的能力。而各地府县的官吏是什么样子?
说他们是一群混蛋过了,但也不指望他们能做出这样的大事,更不要忘记了。他们面对还是一群文盲。这样的官吏,这样的百姓,这样的政策。
不出问题才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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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何兄,你的想法很好,但是问题太多了。”刘璟说道:“你的意思我大概明白。这一件事情辽东是可以实现的。无非分田而已,只要朝廷舍的。辽东土地完全可以分给下面的人。这没有问题。但是河北就不一样了。河北虽然多是迁移过来的,但已经过去而二十多年了,一代人过去,当初本来就不是均分土地,而今土地各有参差。这很正常的。即便当初百姓迁移过来,授田也没有到一家几百亩的地步。土地乃是国家之根本。天下之根本。而今大战在即,动摇根基。不是智者所为,一旦有事,南方战事正急的时候,闹出民变来,悔之晚矣。”
何夕说道:“此事不动手?何时动手?土地这一件事情,什么时候动,都会闹一个天翻地覆。而且大战在即,战事胜过一切,反而一时间不会出什么大乱子,最少朝廷之中,不会有反对的人。只要朝廷之中没有反对的人。其他的问题,就不是大问题。我当然知道这里面有问题,有问题只需一件件解决问题,而不需要解决人。”
这是何夕最大的感悟。
如果能单纯做一件事情,那简直是太幸福了。
然后,人与事是联系在一起的,很多时候要推进一些事情,必须要先清楚一些人。做事就演变成了两边不死不休的斗争。在斗争升级之后,很多人都忘记了初衷。甚至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而斗争,只是为了眼前利益,将对方搞死。
一旦陷入这种局面,这个朝廷大抵陷入死亡螺旋了。
亡国指日可待。
而土地问题是一切之根结所在,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之中。何夕想来想去,觉得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适合对在土地上下刀子了。
更不要说,北京所有的地盘,辽东,河北,山西,漠南。这些都是地广人稀的地方,最少并没有强悍的士大夫集团。这就足够了。只要能完成这上面的改革。等将来大明统一天下,可以用这些地方出身的官员,去压制其他地方官员,特别是江南士大夫们。
毕竟何夕也明白,这种改革对于士大夫们来说,完全是不可接受的,这代表耕读传家的经济模式破灭。代表着天下所有人,不管是土地,还是手工业,以及其他各种物产,都卷入商业化的浪潮。
而这种激烈矛盾,何夕根本不可能等打下天下之后去推行,因为,那个时候他面对的反对力量太大了。毕竟,天下只有一个大明,一旦北京政权夺取天下,就不再是一个地方性质的政权。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势力平衡。
而上上下下没有这种紧迫感,很难咬紧牙关,用逼反地方的态度推行变法的。
这或许是,商鞅变法之后,中国历代一统王朝变法都不算成功的原因了。那就是中国太大了。利益集团太多。维持统治,尚能将这些利益集团苟合在一起,一旦变法,就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尖锐冲突。
太多矛盾难以调和了。要么就浮光掠影,草草而过,要么就如现在这样,用最激烈的方式来对待这一场变法,那就是战争。
朱元璋选择了后者。
何夕只能秉承这一条路线走下去,尸山血海已经是必然。为了不让无辜的人枉死。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一场战争,何夕才坚定地要对土地动手。
刘璟沉默了一阵子,说道:“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,河北那边怎么让几家合股的?”
何夕说道:“同村同姓的分在一起,将土地固定下来。各人算自己的股份就行了。推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,主持此事。如果有人退出,卖出股份,自己离开就行了。有什么问题?”
何夕这种制度,也有合作社的性质。
有相互帮助的性质。毕竟大明朝廷的统治力量是不可能统治到具体一个人的。何夕为未来大明设计的,就是大明朝廷管理各家公司,而公司直接管理百姓。同时大明朝廷又是资本家与工人的仲裁者。
当然了,其中或许有很多偏差。
如此一来,完全将大明底层结构给改写了。
刘璟说道:“太有问题了。大明百姓识字率有多少?你知道吗?百中一二而已。别的不说,这合股要算账吧,交税要算账吧。这账目,他们就算不清楚了。而百姓生活艰难,每年为争夺水源,几个县都能打成一锅粥,更不要说,这种全新政策推行,我想想就头大。传统衙门里面的人,收一些田赋,催一些徭役,都能搞出事情来。你这政策推行下去,不闹出几场大乱子,是搞不定的。”
“简直盲人骑瞎马。”
何夕说道:“这一点我明白。”
诚然,何夕不如刘璟了解农村,要知道,刘璟在青田老家隐居多年。而他这种身份的士大夫,在家乡的时候,就是十里八乡的学问人。更不要说诚意伯刘伯温的余荫在。农村搞出什么事情来,都要请刘家出来调解,评理。
甚至两个村子械斗争夺水源,也要让刘璟高坐做裁判。
为何?分胜负啊。
两个村子只是为了争水,又不是为了杀光对方。虽然说有一些村子因为种种原因是世仇,但是能成为世仇,就是因为他们大概吃不下对方。这种情况情况下,他们也不愿意折损太多儿郎,又不甘心认输,就要出来一个做中人的。
当地士大夫们,大多都是这样的权威。
很多读书人虽然没有那么多钱,但是这样的特权在,自然有源源不断的钱到他们手中。而商人在这种环境之下,赚多少钱也是土鳖,抬不起来。
当然了,金钱的力量超过一定限额之后,就未必了。
用经济学术语来说,在农村属于熟人社会,各种利益早已分配完毕,几乎没有什么新增的。都是存量博弈,你有了,一定有人没有。而且基层争夺,更是赤裸裸的。家里男子多,能打架,就占上风。对方在田埂上多挖一道,你不反击,将来定然得寸进尺。
甚至有了几亩地,一条水沟,赔进去几条人命,也不能退。
无他,你退了。别人就知道你弱,欺负你的就不只是一个人了。
这就是很多农村人死要面子。
不是不知道里子比面子重要,但是面子撑不住了,里子也撑不住了。
当然了,这样的情况不太适用北方,毕竟北方还没有从元末大乱之中恢复过来,土地的争夺还没有如此赤裸裸,白热化。但是江南,江西,福建很多地方,就是这样的写照了。
中国百姓是最温顺,也是最具有反抗精神的。
一旦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,就会遍地刁民。
而各级府县的治理能力是什么样子的。何夕心里也有数,如果说,这些地方官员的能力,有北京官吏的能力,何夕就不用担心这些事情了。而北京这些官吏,是何夕从国子监,到辽东,从辽东到北京,一路摔打出来的能吏,基层更是四所大学所有学生。不敢说着些大学生有多高水准,但是数学上,有中学水准,在语文上古文专精,估计能比上大学生。更有即便的逻辑思维,数字统计的概念,不敢说胜过这个时代的一些名臣能吏,但是大多都在水准之上。
这些人在推行政策上有足够的能力。而各地府县的官吏是什么样子?
说他们是一群混蛋过了,但也不指望他们能做出这样的大事,更不要忘记了。他们面对还是一群文盲。这样的官吏,这样的百姓,这样的政策。
不出问题才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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