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十四章 农业税
繁鑫很快就登上了进货的船,挥舞着手在船头与公子卬一行作别。
“一路顺风!”
“必克日而返,太傅保重。”
……
“怎么这么齐整?”
索尼引着公子卬于田间考察,公子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
出隧以后,阡陌良田沿着道路两旁整整齐齐地分布,道路有多笔挺,田垄就有多方正,公子卬就感觉回到大学军训的时候,放眼都是豆腐块。
宋人的纪律都这么好的嘛?
“太傅有所不知。”隧正索尼道:“这就是井田啊。若是修的不方正,不规矩,每家每户的私田和公田的大小不就不一样了吗?舆人监督野人修田的时候,可没功夫计算面积,都是事先做好了记号修过来的。”
也是,宋人可没有希腊人那样的几何水平,能算出不规则多边形的面积。
“每家都是规规整整的一百亩,公田也是。咱们宋人监督,从来不需要皮鞭,大伙都很老实;换做别国就不行了。”
“哦?”
“比如说创造井田制度的周国,周人奸猾得很,官吏和农人成天斗智斗勇,不是把井田修小了,就是偷偷把田垄多修一点,八户人家每人侵占公田一点,最后等于说所缴纳的粮税就少一些。在周国当隧正,还要天天往田里跑,省的野人偷水偷地。”
“这难道不触犯周国的刑罚吗?”
“确实。但是太傅,皮鞭和刑罚不能教化百姓,总会有人顶风作案。周室衰微,不能为民谋福祉,反倒要维持泱泱王畿的威仪,八个师的军费、吃穿用度、诸侯赏赐都不能少。天子开销不减,赐予诸侯土地却一年接着一年。光开源不节流,官府的开支缩减,已经经年没有维修当年周公旦时所建之水利了。”
“国家水利废弛,田产不兴,也怪不得百姓活不下去,因之偷偷逾越刑罚的界限,做点损公肥私的事情了。”
汉朝的百姓活不下去,干脆“苍天已死,黄天当立”;明朝百姓活不下去,或投充为奴,或占山为王,或索性攻城略地,来一场“福禄宴”;哪怕到了现代,农民因为农业税活不下去了,把乡长活埋的国家也有其例子。
“长丘有田地将近十万亩(相当于现代的三万亩),照理来说,官府应该每年有三千石的收入。”公子卬计算道。
“怎么可能!”管理惊叫道:“果有三千石,我们害怕长狄吗?”
于是管理掰着指头算道:“征税的舆人和隧正须官府供养此其一也;粮食在运输的途中有损耗,此其二也;粮食存储,须兵士防盗、捕鼠、防火、修缮粮仓,兵士食禄,此其三也;官府一应开销,须粮换铲币,分利于商贾,此其四也。仅仅一、三者,征税成本高达一二成。我等士子,每食一石粟,彼辈野人供养须以十石计。”
农民上缴十石小米,政府仅得一石。难怪在周室阅尽典藏的老子主张小国寡民。长丘是典型的扁平化管理,到了中央集权的清朝时候,从小县城收的税赋,经过层层官僚的手里,抵达国库,二十存一。
在新中国取消农业税以前,农民伯伯七块钱的赋税到中央只剩下一块。后来税务中央和地方划清泾渭,征税管理仍然成本高达百分之八,随着官民关系的僵化,征管成本节节攀升,甚至出现了成本-税务倒挂的现象。
千禧年,京城农业税八千万,成本却逾越六千万,所得杯水车薪。江西丰城甚至征税成本大于税收所得,酿出了人间惨案。
管子自顾自道:“这还得亏宋民诚信。周室王畿更惨,周之野人为少纳税,八户人家联合起来,隐瞒公田的真实收入。官吏不得不年年勾心斗角,于田间逡巡。民多而官少,瞒报田产者比比皆是。
周室不得不广招舆人监督,舆人倍增,征管成本陡然提升。是以国不增田产而官府所得逾减。然民之黠无穷无尽,逃税漏税之法层出不穷,而周室愈发困窘,连赏赐诸侯之美器都羞赧,索性赠田,让诸侯头疼去。”
在这场零和博弈中,周人的征税成本递增,百姓为了活命避税,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和官府斗智斗勇上,有的人干脆不种田,专门望风;有的人负责牵制官吏;其他农民则需要将产出分一部,分给这些“斗士”。
于是官府所得赋税如同毫发,百姓耗时耗力,也难以伺候好庄稼。上下皆输。
亚当·斯密曾经曰过,一切赋税的征收,须设法使人民多付出的,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。人民付出多于国家收入的几种情况,比如,征税使用了大批官吏,不但耗费大量的薪俸,还要苛索人民,增加人民负担;征收妨碍了人民的勤劳,使本来可以举办的事业因为税收而缩减甚至消灭;税吏的稽查给人们造成麻烦、困扰和压迫,人们都要设法逃避这种烦扰,凡此种种。
亚当·斯密定义了税收的征管成本,这种成本就是人民所付出的与国家所收到的之间的差额,差额越小,征管成本越小,越符合经济的原则。
西方有贤人,东方难道没有高人注意到这一点吗?
北宋大吃货苏轼曾治理密州,发现朝廷的征税成本问题。活不下去的百姓要么偷税漏税,要么干脆披发入山、下江为盗贼。在给朝廷上奏的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》、《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》、《上文侍中论榷盐书》三道奏疏中,苏大学士痛陈封建王朝不计成本收税,以为能增加收入的想法是“儿童之见”。
“积滞不行,官之所丧,可胜计哉!失民而得财,明者不为。况民财两失者乎?”苏轼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,证实了封建王朝税收模型的愚蠢——既失去了财源,又失去了民心。
这一愚型的集大成者就是崇祯。越是摊派辽饷,越是增加征税成本,不但国库收不上钱,百姓也揭竿而起。有网络上的学者计算过,崇祯年间,征税的成本是税收收入的百倍不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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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路顺风!”
“必克日而返,太傅保重。”
……
“怎么这么齐整?”
索尼引着公子卬于田间考察,公子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
出隧以后,阡陌良田沿着道路两旁整整齐齐地分布,道路有多笔挺,田垄就有多方正,公子卬就感觉回到大学军训的时候,放眼都是豆腐块。
宋人的纪律都这么好的嘛?
“太傅有所不知。”隧正索尼道:“这就是井田啊。若是修的不方正,不规矩,每家每户的私田和公田的大小不就不一样了吗?舆人监督野人修田的时候,可没功夫计算面积,都是事先做好了记号修过来的。”
也是,宋人可没有希腊人那样的几何水平,能算出不规则多边形的面积。
“每家都是规规整整的一百亩,公田也是。咱们宋人监督,从来不需要皮鞭,大伙都很老实;换做别国就不行了。”
“哦?”
“比如说创造井田制度的周国,周人奸猾得很,官吏和农人成天斗智斗勇,不是把井田修小了,就是偷偷把田垄多修一点,八户人家每人侵占公田一点,最后等于说所缴纳的粮税就少一些。在周国当隧正,还要天天往田里跑,省的野人偷水偷地。”
“这难道不触犯周国的刑罚吗?”
“确实。但是太傅,皮鞭和刑罚不能教化百姓,总会有人顶风作案。周室衰微,不能为民谋福祉,反倒要维持泱泱王畿的威仪,八个师的军费、吃穿用度、诸侯赏赐都不能少。天子开销不减,赐予诸侯土地却一年接着一年。光开源不节流,官府的开支缩减,已经经年没有维修当年周公旦时所建之水利了。”
“国家水利废弛,田产不兴,也怪不得百姓活不下去,因之偷偷逾越刑罚的界限,做点损公肥私的事情了。”
汉朝的百姓活不下去,干脆“苍天已死,黄天当立”;明朝百姓活不下去,或投充为奴,或占山为王,或索性攻城略地,来一场“福禄宴”;哪怕到了现代,农民因为农业税活不下去了,把乡长活埋的国家也有其例子。
“长丘有田地将近十万亩(相当于现代的三万亩),照理来说,官府应该每年有三千石的收入。”公子卬计算道。
“怎么可能!”管理惊叫道:“果有三千石,我们害怕长狄吗?”
于是管理掰着指头算道:“征税的舆人和隧正须官府供养此其一也;粮食在运输的途中有损耗,此其二也;粮食存储,须兵士防盗、捕鼠、防火、修缮粮仓,兵士食禄,此其三也;官府一应开销,须粮换铲币,分利于商贾,此其四也。仅仅一、三者,征税成本高达一二成。我等士子,每食一石粟,彼辈野人供养须以十石计。”
农民上缴十石小米,政府仅得一石。难怪在周室阅尽典藏的老子主张小国寡民。长丘是典型的扁平化管理,到了中央集权的清朝时候,从小县城收的税赋,经过层层官僚的手里,抵达国库,二十存一。
在新中国取消农业税以前,农民伯伯七块钱的赋税到中央只剩下一块。后来税务中央和地方划清泾渭,征税管理仍然成本高达百分之八,随着官民关系的僵化,征管成本节节攀升,甚至出现了成本-税务倒挂的现象。
千禧年,京城农业税八千万,成本却逾越六千万,所得杯水车薪。江西丰城甚至征税成本大于税收所得,酿出了人间惨案。
管子自顾自道:“这还得亏宋民诚信。周室王畿更惨,周之野人为少纳税,八户人家联合起来,隐瞒公田的真实收入。官吏不得不年年勾心斗角,于田间逡巡。民多而官少,瞒报田产者比比皆是。
周室不得不广招舆人监督,舆人倍增,征管成本陡然提升。是以国不增田产而官府所得逾减。然民之黠无穷无尽,逃税漏税之法层出不穷,而周室愈发困窘,连赏赐诸侯之美器都羞赧,索性赠田,让诸侯头疼去。”
在这场零和博弈中,周人的征税成本递增,百姓为了活命避税,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和官府斗智斗勇上,有的人干脆不种田,专门望风;有的人负责牵制官吏;其他农民则需要将产出分一部,分给这些“斗士”。
于是官府所得赋税如同毫发,百姓耗时耗力,也难以伺候好庄稼。上下皆输。
亚当·斯密曾经曰过,一切赋税的征收,须设法使人民多付出的,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。人民付出多于国家收入的几种情况,比如,征税使用了大批官吏,不但耗费大量的薪俸,还要苛索人民,增加人民负担;征收妨碍了人民的勤劳,使本来可以举办的事业因为税收而缩减甚至消灭;税吏的稽查给人们造成麻烦、困扰和压迫,人们都要设法逃避这种烦扰,凡此种种。
亚当·斯密定义了税收的征管成本,这种成本就是人民所付出的与国家所收到的之间的差额,差额越小,征管成本越小,越符合经济的原则。
西方有贤人,东方难道没有高人注意到这一点吗?
北宋大吃货苏轼曾治理密州,发现朝廷的征税成本问题。活不下去的百姓要么偷税漏税,要么干脆披发入山、下江为盗贼。在给朝廷上奏的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》、《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》、《上文侍中论榷盐书》三道奏疏中,苏大学士痛陈封建王朝不计成本收税,以为能增加收入的想法是“儿童之见”。
“积滞不行,官之所丧,可胜计哉!失民而得财,明者不为。况民财两失者乎?”苏轼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,证实了封建王朝税收模型的愚蠢——既失去了财源,又失去了民心。
这一愚型的集大成者就是崇祯。越是摊派辽饷,越是增加征税成本,不但国库收不上钱,百姓也揭竿而起。有网络上的学者计算过,崇祯年间,征税的成本是税收收入的百倍不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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