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9章 致太平(一)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但对冬麦来说,这也是播种的季节。纳质院里忙忙碌碌,一边收着地里的各种豆类,一边忙着耕地种麦。麦是主粮,首先要保证的,到了播种的时候,不管地里的豆有没有完全成熟,都要割回来,最少也可以作为优质饲料喂马。
徐平站在纳质院里的院子里,看着地上摊开正在晒的大豆,问身边的张载:“今年忙了一季,收成如何?这豆是开春种下,看起来收成不错。”
张载道:“依现在来看,收的菽豆不少。不过吃的米麦,还是要劳州里发给。”
“慢慢来吗,只要事情做起来,总会越来越好的。”徐平转过身,“把纳质院搬到这里来,一是在城中占着偌大的房屋,多有不便,再一个就是让这些质子有些事做,划出地来让他们自耕自食。你在这里管着他们耕种,推行井田,效果如何?”
“好,非常好!”说起井田,张载便有些兴奋。“我前些日子也读了节帅编的《富国安民策》,里面讲起天理即人欲,人欲即天理,天人合一。此话甚有道理,家富则国安,国安则天下太平。人之欲,首要足食,故一家之政始于烹饪,一国之政在于足食。有道是家不富,则志不宁,何谓家富?衣食无忧也。衣食来自于哪里?俱是从田土之中来。故孟子云仁政必自经界始。贫富不均,教养无法,要想天下大治,其余都是苟且小术,惟有平均田地,划分井田,才是长治久安之法。假使耕者有其田,则人无遗力,地无遗利,一手一足无不耕,一步一亩无不稼,民力尽矣,地力尽矣,何愁民不富足,民富何愁国用不足!”
后面的这几句话,是李觏的理论,指出井田制不但是让耕者有其田,另一方面还让天下无旷土,两者都做到,则国富民安。张载的井田制思想是自李觏传承而来,不过李觏重在以志逆意,似托圣人之言阐述自己的理论,而张载则更加注重把这思想纳入到理论体系之中。李觏是反孟子的,张载则是尊孟的,有这种分别非常正常。
徐平没有接张载的话,问他:“秀才,你在纳质院大半年,带着这些质子种了一季的粮食,现在前季已收,下季在种。我且问你,要想产出粮食来,有哪些不可缺少?”
张载愣了一下,显然以前没有精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,在心里盘算了一下,道:“产粮自然不可少了田地,这是根本。除了地,自然还要有人耕稼。地力、人力,缺一不可!”
徐平不动声色,问道:“除了地和人,还有哪些呢?”
张载掰着指头慢慢算着道:“还要有牛,没有牛,全靠人力,耕不了多少田地。除了牛之外,犁、耙、耧,也都不可缺少。还有——”
徐平笑着摆了摆手:“且住,看来这一年,你还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。秀才,要想五谷丰登,民富国强,单单讲田地是不够的。没有人稼穑,地里长出来的只能是杂草。但是到了现在,只是有人也还是不够的。还要有牛来耕来种,还要有水渠水车提水灌溉,还要有锄头来去地里的杂草,还要有车来把收割的庄稼运到家里来,还要有碾子把谷变作米。凡此种种,都是种地不可或缺的东西。你只讲平均田地,那这些怎么办?牛要怎么养?其他犁、耙、耧之类要怎么办?水渠怎么开?浇地用水怎么分?想过没有?”
“学生倒也想过。以井田平均田土,让耕者有其田是一,还要寓军令于内政,设田官来管理井田。士不必别选,皆此土之民也,遇有战事不需别置将,皆此土之吏也。人言井田之制之难行也,必曰天下之田非无主之物,若要收田地入县官,则多有田地之家难免心怀不满。学生不这样认为,只要使田地多的人家,井田之制也让其富贵如初,他们又怎么心中不满呢?便如古之封建,广有田地的人家,可以让他们做田官,别选公田给他,此田收的税赋便作他们的俸禄,以代替原有的地租。则不费国家的一钱一米,天下之土皆有民耕种,天下之民皆有田官去管。候一二十年,则地价已由公田之税充抵,田官再择贤而任即可。如此一来,井田之行天下得利,人人欢悦。”
徐平摇了摇头,笑着没有说话。
不管是李觏,还是张载,提倡井田制平均田地实际是其次,核心还是在那个寓军令于内政上。在徐平行新政之前,国用缺乏困在养兵上,而耗尽国力养兵数十万,却徒耗粮食对外不能战,这是大宋从上到下的一块心病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埋首编兵书的有,如张载这样从故纸堆中找解决办法,复古改用征兵制甚至兵民合一的也有。
头痛非要去医脚,牙痛非要把腿锯了,看起来有些荒唐,实际上却是无奈之举。大宋是脱胎于五代军阀政权,在军制和国事上天然有残缺,皇帝对皇位稳固的心理依赖在军队上面。废掉了藩镇割据算是去了皇帝的一块心病,但要把军事交到政治的下面,让政事堂同时抓起政治和军事,他们又不愿意。因为这样一来,宰相的权力太大,皇权受挤压。
以文制武也罢,文人掌兵也罢,其实都是从军事与政治相分离带来的。文人掌兵并不直接管理军队,而是通过武将来管理的,而武将带兵与政治是完全分割的。你就是杀一千个一百个武将,也改变不了军队的根本制度,这还是一支跟政治分离的军阀部队。
如果说作用,那就是成功离间了武将跟文官。一打了败仗,文官说武将没用,武将说文官瞎指挥,总之就是自己没责任。从武将不许干政起,大宋的武将就对文官充满了不信任,不管是不是自己错了,只要有处罚就是文官打压武将。
军队打了败仗,谁的责任?当然首先是军队的责任,如果连这一点都否认,那就是胡闹了。但在徐平前世,也不知道从哪里传起来的,军队不能打不怪武将,是因为朝廷里文官当政,只要让武将当政,军阀当家,自然就能打了。实际上历史的事实是,军阀统治别说是建立盛世,就连统一国家也没有做到过。军政一体的秦国,也一样是文官当政。
文官当政,武将管军,是正常的国家制度,军队不能打的原因不在这里,还是应该从军队本身去找原因。募兵制本身没有问题,军队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正常的发展规律。但事情最怕走极端,从募兵制走向雇佣军制,让军队彻底跟政治隔离开来,就有问题了。
大宋的皇位心理依赖在军队,就越来越走向雇佣军制,病态地强调对皇帝的忠诚,国家责任反而变得无关紧要了。军制有不足,根子还是在国家本来的军阀制的母体上。
这个年代的人,从多个方面发现了这个矛盾,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解决。历史的局限性,他们的只能从既往的经验中来找办法,复古的征兵制、井田制便就被提出来。不管怎么说,在实行这些制度时,中原王朝对周边一直是保持着碾压态势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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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平站在纳质院里的院子里,看着地上摊开正在晒的大豆,问身边的张载:“今年忙了一季,收成如何?这豆是开春种下,看起来收成不错。”
张载道:“依现在来看,收的菽豆不少。不过吃的米麦,还是要劳州里发给。”
“慢慢来吗,只要事情做起来,总会越来越好的。”徐平转过身,“把纳质院搬到这里来,一是在城中占着偌大的房屋,多有不便,再一个就是让这些质子有些事做,划出地来让他们自耕自食。你在这里管着他们耕种,推行井田,效果如何?”
“好,非常好!”说起井田,张载便有些兴奋。“我前些日子也读了节帅编的《富国安民策》,里面讲起天理即人欲,人欲即天理,天人合一。此话甚有道理,家富则国安,国安则天下太平。人之欲,首要足食,故一家之政始于烹饪,一国之政在于足食。有道是家不富,则志不宁,何谓家富?衣食无忧也。衣食来自于哪里?俱是从田土之中来。故孟子云仁政必自经界始。贫富不均,教养无法,要想天下大治,其余都是苟且小术,惟有平均田地,划分井田,才是长治久安之法。假使耕者有其田,则人无遗力,地无遗利,一手一足无不耕,一步一亩无不稼,民力尽矣,地力尽矣,何愁民不富足,民富何愁国用不足!”
后面的这几句话,是李觏的理论,指出井田制不但是让耕者有其田,另一方面还让天下无旷土,两者都做到,则国富民安。张载的井田制思想是自李觏传承而来,不过李觏重在以志逆意,似托圣人之言阐述自己的理论,而张载则更加注重把这思想纳入到理论体系之中。李觏是反孟子的,张载则是尊孟的,有这种分别非常正常。
徐平没有接张载的话,问他:“秀才,你在纳质院大半年,带着这些质子种了一季的粮食,现在前季已收,下季在种。我且问你,要想产出粮食来,有哪些不可缺少?”
张载愣了一下,显然以前没有精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,在心里盘算了一下,道:“产粮自然不可少了田地,这是根本。除了地,自然还要有人耕稼。地力、人力,缺一不可!”
徐平不动声色,问道:“除了地和人,还有哪些呢?”
张载掰着指头慢慢算着道:“还要有牛,没有牛,全靠人力,耕不了多少田地。除了牛之外,犁、耙、耧,也都不可缺少。还有——”
徐平笑着摆了摆手:“且住,看来这一年,你还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。秀才,要想五谷丰登,民富国强,单单讲田地是不够的。没有人稼穑,地里长出来的只能是杂草。但是到了现在,只是有人也还是不够的。还要有牛来耕来种,还要有水渠水车提水灌溉,还要有锄头来去地里的杂草,还要有车来把收割的庄稼运到家里来,还要有碾子把谷变作米。凡此种种,都是种地不可或缺的东西。你只讲平均田地,那这些怎么办?牛要怎么养?其他犁、耙、耧之类要怎么办?水渠怎么开?浇地用水怎么分?想过没有?”
“学生倒也想过。以井田平均田土,让耕者有其田是一,还要寓军令于内政,设田官来管理井田。士不必别选,皆此土之民也,遇有战事不需别置将,皆此土之吏也。人言井田之制之难行也,必曰天下之田非无主之物,若要收田地入县官,则多有田地之家难免心怀不满。学生不这样认为,只要使田地多的人家,井田之制也让其富贵如初,他们又怎么心中不满呢?便如古之封建,广有田地的人家,可以让他们做田官,别选公田给他,此田收的税赋便作他们的俸禄,以代替原有的地租。则不费国家的一钱一米,天下之土皆有民耕种,天下之民皆有田官去管。候一二十年,则地价已由公田之税充抵,田官再择贤而任即可。如此一来,井田之行天下得利,人人欢悦。”
徐平摇了摇头,笑着没有说话。
不管是李觏,还是张载,提倡井田制平均田地实际是其次,核心还是在那个寓军令于内政上。在徐平行新政之前,国用缺乏困在养兵上,而耗尽国力养兵数十万,却徒耗粮食对外不能战,这是大宋从上到下的一块心病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埋首编兵书的有,如张载这样从故纸堆中找解决办法,复古改用征兵制甚至兵民合一的也有。
头痛非要去医脚,牙痛非要把腿锯了,看起来有些荒唐,实际上却是无奈之举。大宋是脱胎于五代军阀政权,在军制和国事上天然有残缺,皇帝对皇位稳固的心理依赖在军队上面。废掉了藩镇割据算是去了皇帝的一块心病,但要把军事交到政治的下面,让政事堂同时抓起政治和军事,他们又不愿意。因为这样一来,宰相的权力太大,皇权受挤压。
以文制武也罢,文人掌兵也罢,其实都是从军事与政治相分离带来的。文人掌兵并不直接管理军队,而是通过武将来管理的,而武将带兵与政治是完全分割的。你就是杀一千个一百个武将,也改变不了军队的根本制度,这还是一支跟政治分离的军阀部队。
如果说作用,那就是成功离间了武将跟文官。一打了败仗,文官说武将没用,武将说文官瞎指挥,总之就是自己没责任。从武将不许干政起,大宋的武将就对文官充满了不信任,不管是不是自己错了,只要有处罚就是文官打压武将。
军队打了败仗,谁的责任?当然首先是军队的责任,如果连这一点都否认,那就是胡闹了。但在徐平前世,也不知道从哪里传起来的,军队不能打不怪武将,是因为朝廷里文官当政,只要让武将当政,军阀当家,自然就能打了。实际上历史的事实是,军阀统治别说是建立盛世,就连统一国家也没有做到过。军政一体的秦国,也一样是文官当政。
文官当政,武将管军,是正常的国家制度,军队不能打的原因不在这里,还是应该从军队本身去找原因。募兵制本身没有问题,军队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正常的发展规律。但事情最怕走极端,从募兵制走向雇佣军制,让军队彻底跟政治隔离开来,就有问题了。
大宋的皇位心理依赖在军队,就越来越走向雇佣军制,病态地强调对皇帝的忠诚,国家责任反而变得无关紧要了。军制有不足,根子还是在国家本来的军阀制的母体上。
这个年代的人,从多个方面发现了这个矛盾,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解决。历史的局限性,他们的只能从既往的经验中来找办法,复古的征兵制、井田制便就被提出来。不管怎么说,在实行这些制度时,中原王朝对周边一直是保持着碾压态势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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