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8章 百官图
阳光暖洋洋的,空气里洋溢着花香,洁白的杨花柳絮在飞舞。盛开的桃花俏立在春天的阳光里,微微含笑,旁边的牡丹刚刚张开了花蕊。
晏殊坐在转运使司的后衙里,把手中的笔放到旁边,轻轻叹了口气。
杜衍到永兴军后,朝廷里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,虽然任何人都感受到了这平静之下的暗流汹涌。路过河南府的时候,晏殊跟杜衍见了一面,虽然没有谈论现在京城的局势,但杜衍的从容镇静还是感染了晏殊,让他从慌乱中慢慢平静下了心神。
徐平编的《富国安民策》晏殊虽然参与得不如经前多了,但也没有不闻不问,特别是前面的纲目部分,还是认认真真地审阅过了。
讲富国,便就无法不讲如何营利,讲营利,就无法避过义利之辨。凡是涉及到国家理财,这个年代义利之辨是绕不过去的话题。义利是不是对立的?谋利是否是不义?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,没有空间逃避。不义则为贼,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,理财就没有正当性。
在京城的时候,徐平曾经跟赵祯讨论过这个问题,他说过,钱粮为纲是天下公利,公利是大义。现在编《富国安民策》,依然是循的这个思路,把利分为私利和公利。私利是人之所欲,无所谓对错,只有跟公利发生冲突的时候,才有义与不义的问题。私利跟公利不冲突的时候,就是无害的,跟公利有冲突的时候,公利先行就是义,因私废公就是不义。
这些只是理论上的说法,为了占据道德的制高点,为了在舆论上不落下风。至于什么是公利,什么是私利,什么情况下是因私废公,什么情况下不是,实际上真正说起来可以扯出无数内容,而且永远也不能分得清清楚。这只是一个原则,是道,怎么执行原则,是技术性问题,是术,道术之间纠缠不清,远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。
这一部分的文章是徐平所写,晏殊最近一些日子改的就是这部分内容。徐平的文章说理清楚,有理有据,但是感染力不行,缺少文采气势。用这个年代的话来讲,就是徐平的文章尚古,属于尹洙和欧阳修等为代表的那一个流派。但古文运动从唐朝韩愈提出,到现在都没有成为文坛的主流,特别是官员的说理性文章,更是以时文为尊。这个风气要等到欧阳修人过中年,成为文坛领袖之后才扭转过来,现在还远得很。
晏殊是时文大家,文坛领袖,这一部分内容他几乎是按着徐平的意思重新写过,意思还是那个意思,文字则几乎没有相同的。这是徐平欠缺的地方,他虽然也苦学,但骈四骊六的文章一是缺少知识积累,再一个缺少语感,总是写不出那个味道来。
这就是欧阳修在文学上强于别人的地方,他是古文运动重要的旗手,但时文不比任何一个人差。中进士入馆阁全都是靠的时文功底,就连最早受知于时文大家胥偃,娶第一个妻子偃夫人,也都是靠着时文的文采斐然。
古文指的先秦诸子的文意,重在说理,而不讲究华丽的辞藻。时文则是从魏晋六朝流传下来的赋体,讲辞藻,讲排比,讲典故。朝廷最重要的公文制和敕,是时文使用最广泛的领域,也是知制诰和翰林学士内外制任职资格最重要的考察内容。徐平在这一个方面的欠缺,使他不能走词臣的捷径,只能老老实实地靠着政绩打拼。
把手中的文章又重新看了一遍,晏殊揉了揉酸痛的双目,轻轻靠在椅背上,闭目养神。
三月了,在京西路不能一直拖下去,但回京城如何交差,他还是拿不定主意。按照吕夷简的意思,回去之后罔顾事实,强压京西路按政事堂的意思行事,他的心里不愿。但是与京西路的官员一起,与吕夷简针锋相对,直接掀桌子,他实在下不了决心。
吕夷简在朝里的势力有多大,他是了解得最深的人之一,这么多年出入内外,日子也不是白混的。跟吕夷简作对,很可能用不了多少时间,自己又得被贬出京城。而且吕夷简只有六十多岁,在朝堂里根基稳固,一个不好自己就永远没有机会再回朝堂了。
晏殊不是政治家,他只是个富贵闲人,这个决心真地不好下。
王尧臣从远处过来,见晏殊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,便走过来看桌子上的文章。读到最后不由赞了一句:“学士妙笔,此文经你一改,面目迥然不同!”
晏殊睁开眼睛,看了看王尧臣,自嘲地摇了摇头:“伯庸以为此文说理可还清楚?”
“岂止是说理清楚,而且文中自有一股气势,如山洪之发,气势磅礴!说起来徐云行胸中自有天地,眼光独到,往往能发前人之未想,但写到文章上,却总是缺了点什么——”
作为天圣五年的状元,王尧臣对这位与自己同届的探花小弟了解得足够深刻。徐平写文章,唯恐事情说的不清楚,道理说的不详细,丢了西瓜捡芝麻,气势天然欠缺。时间长了徐平自己也知道,奈何知道错在哪里容易,改过来却实在不易。
晏殊却道:“文词终究只是锦上添花,有所本才有用处。不是徐龙图的文章不行,而是他的心思不在这里,心中执着于文中道理,文词上自然就显得繁杂。其实真正是三两句的短文,律绝小令,他反而没有文里的这些语病。”
说到这里,晏殊叹了口气:“然而,哪怕是能够妙笔生花,对于不想看的人,又有什么用处呢?哪怕我们把文章雕琢得字字金玉,对有些人来说,只怕也是不入眼!”
王尧臣知道晏殊说的是吕夷简,对他道:“学士过虑了,我们只要尽自己人事,最后事情能不能成,终究还是要看天意。但是我们如果连人力也不尽,又如何向自己内心交待?”
晏殊勉强笑了笑,摇了摇头,没有说什么。
正在这时,杨告从前面急匆匆地赶到后衙来,见到晏殊和王尧臣在院子里,高声道:“刚刚来的朝报,朝廷里真地要出大事了!”
晏殊最怕的就是说出大事,听了这话,不由一下站了起来,紧张地问杨告:“最近上下无事,朝廷里又有什么风波?杨副使,朝报上说的什么?”
杨告看了看晏殊,看了看王尧臣,才压低声音道:“知开封府范仲淹,进宫向圣上献《百官图》,指明京朝官升官次序,说政事堂吕相公,借着百官升迁,排斥异已,安插心腹!”
听了这话,晏殊面如土色,口中喃喃道:“范希文怎能如此?怎敢如此?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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晏殊坐在转运使司的后衙里,把手中的笔放到旁边,轻轻叹了口气。
杜衍到永兴军后,朝廷里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,虽然任何人都感受到了这平静之下的暗流汹涌。路过河南府的时候,晏殊跟杜衍见了一面,虽然没有谈论现在京城的局势,但杜衍的从容镇静还是感染了晏殊,让他从慌乱中慢慢平静下了心神。
徐平编的《富国安民策》晏殊虽然参与得不如经前多了,但也没有不闻不问,特别是前面的纲目部分,还是认认真真地审阅过了。
讲富国,便就无法不讲如何营利,讲营利,就无法避过义利之辨。凡是涉及到国家理财,这个年代义利之辨是绕不过去的话题。义利是不是对立的?谋利是否是不义?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,没有空间逃避。不义则为贼,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,理财就没有正当性。
在京城的时候,徐平曾经跟赵祯讨论过这个问题,他说过,钱粮为纲是天下公利,公利是大义。现在编《富国安民策》,依然是循的这个思路,把利分为私利和公利。私利是人之所欲,无所谓对错,只有跟公利发生冲突的时候,才有义与不义的问题。私利跟公利不冲突的时候,就是无害的,跟公利有冲突的时候,公利先行就是义,因私废公就是不义。
这些只是理论上的说法,为了占据道德的制高点,为了在舆论上不落下风。至于什么是公利,什么是私利,什么情况下是因私废公,什么情况下不是,实际上真正说起来可以扯出无数内容,而且永远也不能分得清清楚。这只是一个原则,是道,怎么执行原则,是技术性问题,是术,道术之间纠缠不清,远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。
这一部分的文章是徐平所写,晏殊最近一些日子改的就是这部分内容。徐平的文章说理清楚,有理有据,但是感染力不行,缺少文采气势。用这个年代的话来讲,就是徐平的文章尚古,属于尹洙和欧阳修等为代表的那一个流派。但古文运动从唐朝韩愈提出,到现在都没有成为文坛的主流,特别是官员的说理性文章,更是以时文为尊。这个风气要等到欧阳修人过中年,成为文坛领袖之后才扭转过来,现在还远得很。
晏殊是时文大家,文坛领袖,这一部分内容他几乎是按着徐平的意思重新写过,意思还是那个意思,文字则几乎没有相同的。这是徐平欠缺的地方,他虽然也苦学,但骈四骊六的文章一是缺少知识积累,再一个缺少语感,总是写不出那个味道来。
这就是欧阳修在文学上强于别人的地方,他是古文运动重要的旗手,但时文不比任何一个人差。中进士入馆阁全都是靠的时文功底,就连最早受知于时文大家胥偃,娶第一个妻子偃夫人,也都是靠着时文的文采斐然。
古文指的先秦诸子的文意,重在说理,而不讲究华丽的辞藻。时文则是从魏晋六朝流传下来的赋体,讲辞藻,讲排比,讲典故。朝廷最重要的公文制和敕,是时文使用最广泛的领域,也是知制诰和翰林学士内外制任职资格最重要的考察内容。徐平在这一个方面的欠缺,使他不能走词臣的捷径,只能老老实实地靠着政绩打拼。
把手中的文章又重新看了一遍,晏殊揉了揉酸痛的双目,轻轻靠在椅背上,闭目养神。
三月了,在京西路不能一直拖下去,但回京城如何交差,他还是拿不定主意。按照吕夷简的意思,回去之后罔顾事实,强压京西路按政事堂的意思行事,他的心里不愿。但是与京西路的官员一起,与吕夷简针锋相对,直接掀桌子,他实在下不了决心。
吕夷简在朝里的势力有多大,他是了解得最深的人之一,这么多年出入内外,日子也不是白混的。跟吕夷简作对,很可能用不了多少时间,自己又得被贬出京城。而且吕夷简只有六十多岁,在朝堂里根基稳固,一个不好自己就永远没有机会再回朝堂了。
晏殊不是政治家,他只是个富贵闲人,这个决心真地不好下。
王尧臣从远处过来,见晏殊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,便走过来看桌子上的文章。读到最后不由赞了一句:“学士妙笔,此文经你一改,面目迥然不同!”
晏殊睁开眼睛,看了看王尧臣,自嘲地摇了摇头:“伯庸以为此文说理可还清楚?”
“岂止是说理清楚,而且文中自有一股气势,如山洪之发,气势磅礴!说起来徐云行胸中自有天地,眼光独到,往往能发前人之未想,但写到文章上,却总是缺了点什么——”
作为天圣五年的状元,王尧臣对这位与自己同届的探花小弟了解得足够深刻。徐平写文章,唯恐事情说的不清楚,道理说的不详细,丢了西瓜捡芝麻,气势天然欠缺。时间长了徐平自己也知道,奈何知道错在哪里容易,改过来却实在不易。
晏殊却道:“文词终究只是锦上添花,有所本才有用处。不是徐龙图的文章不行,而是他的心思不在这里,心中执着于文中道理,文词上自然就显得繁杂。其实真正是三两句的短文,律绝小令,他反而没有文里的这些语病。”
说到这里,晏殊叹了口气:“然而,哪怕是能够妙笔生花,对于不想看的人,又有什么用处呢?哪怕我们把文章雕琢得字字金玉,对有些人来说,只怕也是不入眼!”
王尧臣知道晏殊说的是吕夷简,对他道:“学士过虑了,我们只要尽自己人事,最后事情能不能成,终究还是要看天意。但是我们如果连人力也不尽,又如何向自己内心交待?”
晏殊勉强笑了笑,摇了摇头,没有说什么。
正在这时,杨告从前面急匆匆地赶到后衙来,见到晏殊和王尧臣在院子里,高声道:“刚刚来的朝报,朝廷里真地要出大事了!”
晏殊最怕的就是说出大事,听了这话,不由一下站了起来,紧张地问杨告:“最近上下无事,朝廷里又有什么风波?杨副使,朝报上说的什么?”
杨告看了看晏殊,看了看王尧臣,才压低声音道:“知开封府范仲淹,进宫向圣上献《百官图》,指明京朝官升官次序,说政事堂吕相公,借着百官升迁,排斥异已,安插心腹!”
听了这话,晏殊面如土色,口中喃喃道:“范希文怎能如此?怎敢如此?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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