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69章 枢府掌军令
什么是权?在家里管钱的就是掌权,在衙门里管着升迁的就是掌权,那么军中呢?管着你吃喝拉撒、每日里干什么、活成个什么样子的是掌权,管着升迁的同样是掌权,而最重要的权,是决定你要做什么、怎么去做的。人事权本来就不在经略司,人事上经略只有建议权和一部分的按察权,徐平要交到朝廷来的,只能是军政和军令之权。
赵祯叹了口气,他自然知道李璋说的是什么,徐平给他的密奏中已经说得明白,他同样也知道徐平为什么这样做。一个人信任徐平有什么用?哪怕这个人是皇帝。随着徐平在整训军队时把军政、军令合一,随之而来的猜疑就必然不少。皇帝是天子,但这天下却不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,天的儿子终究不是天,赵祯也无法完全掌控徐平的命运。现在秦凤路连战连胜,在诸路中鹤立鸡群,自然一切好说。一旦战事不那么顺利,或者是等到有一天战事缓和下来,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,今天徐平的所作所为就是靶子。到时朝臣要削地方兵权会拿现在的徐平来说事,赵祯面对其他权臣威胁也依然如此。
李璋叉手道:“陛下,臣此次回京,便是替经略把秦凤路的兵权交回朝廷。但要完成此事,必然先要匣清何为兵权,这兵权要怎么交回来。往常不管是朝臣,还是军中将帅,皆言将要专权,惟有专权才能应付战事,不致贻误战机。然而将帅专权,到底专的是什么权却无人说个清楚。钱粮要给足,将帅如何花朝廷最好不过问,是把财权给他们。军中严阶级法,一举一动皆要合阶级,统兵官一念可决属下生死,是把军中治理之权交给他们。如今沿边各路作战不再设监军,不再授阵图,是把临战决策之权交给他们。经略说过,军中之权无非是军政、军令、钱粮和用人之权,现在除用人之权,一切都在经略司,帅臣的军权过重了。经略要交予朝廷的,一是钱粮,希望自今之后,随军转运使自有职责,只要依军中行事保证足粮足兵,可以自主行事,不必再受经略司军令,而得向枢府奏事。第二个是军政之权,由枢府编出军中规例,日常一切依规例行事,经略司和各级统兵官只能在这规例中得便宜行事,而不能超出规例之外。保证施行,则军法不再归于经略司,当由朝廷别遣军法之官,直属于枢密院。军法之官依规例而判,经略和各级统兵官不再决断,军中将佐士卒对军法决断不满,得依地方监司之例,别有途径上奏。最要紧的,则是军令之权。”
与顿了一下,李璋才接着道:“本朝枢府掌军令,然而西北战起,军令之权则不得不交予前方将帅。大权交付将帅,依然连连失利,为何?皆因军令关键不是由谁而发,而是必要有所据,要让作战之军真正有所依。臣今天在议事厅所做所言,实际上就是把军令该如何发出去所要凭依之事,在朝堂上讲清而已。枢府不得不放此权,皆因以前依将帅奏章也无所凭据,前方到底该如何作战,心中无据。秦凤路把军令之权依然交回枢府,最要紧的就是把军中情事,前线战事巨细无遗一一上报,枢府大臣可以依此而作决断。”
赵祯点了点头,摆了摆手道:“好了,我明白了,其余细事,不必说与我听,后边要说与诸位相公和三衙管军大将去听。——唉,此事最难,是徐平愿把大权交回朝廷,是他能交权之后把事情做好,而其余诸帅,只怕是难——”
李璋道:“经略曾言,钱粮、用人、军政之权,其实都不太难,军中编好规例即可。惟有这军令之权,要交回枢府,有着诸般难处。前方战事瞬息万变,确实不可能事事都等枢府决断,则将帅必有临机处置之权。如此便就有哪一级归枢府,哪一级归帅臣,哪一级归主将之别。要想条理清楚,只怕极是不易。经略要的,是由枢府决断每一战前,要此战打哪里,要守哪里,定了则不轻易动改。至于到时如何排兵布阵,行军作战,则是前线将帅决定的事。临机时,枢府若是觉得必要,可以临时授予帅臣哪些决断之权。”
这些话是徐平教给李璋的,临回来的时候他练了很久,最终能够倒背如流。其实简单一点说,徐平希望战略决定权交回枢密院,前线将帅只保留战役决定权。只是此事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却是极难,非在实践中一点一点摸索不可。
要李璋回京,又把军中大权交出来,是徐平思索了很久的事。如果不交权,他手握十万大军,真地迎面交败元昊,可以肯定会引起朝中猜疑,这个时候赵祯保他都没用。特别是他一直想改三衙的军政大权,那时三衙将领必然群起而攻,自己的地位就危险了。
只有把权力交回朝廷来,朝廷才会放心让徐平带着十万大军,甚至更多的大军与党项决战。这个权不交回来,哪怕把徐平召回朝廷面临军事失败,朝中上下还是不放心,到时只怕宁可容忍元昊,也要把手握重兵的徐平先解职。
交权不是说一句我一切听朝廷的,而是要形成一系列制度、规例,用制度保证前线将帅从此不能专权。只要在这一套制度之下,则不管前线将帅怎么想,都威胁不到朝廷。形成完善的制度,用制度保证一切,才能脱离开分权监视、事事猜疑的格局。
这套制度形成,就跟徐平进行的军改一样,先夺统兵官之权,再夺将帅之权,用制度把这些权力从人的手中,收到各个衙门当中。枢府掌军令,则用制度保证他们做出的军令是正确的,只要不是整个衙门全都成了白痴、狂妄的傻子,发出的军令就不会离谱。从此以后军中事务,不管是军政、军令,还是钱粮、用人,权力都在制度上,而不是归于某一个人。你做这个职务,便就有这个制度规定好的权力,换一个职务,便就是另一个权力。
宋朝是制度复杂、公文繁琐的时代,朝中官员对这一套并不陌生,只是军队由于历史的原因成了例外。现在徐平要把这一套重新推行到军中也不是无章可循,中国的历史足够长,几乎什么事情都能找到先例。秦汉时候军制,便就事无巨细,几乎全部形诸文字。那时候军中不管文职武职,会写公文是基本要求,自己的一切都要在公文中表现出来。现在军中许多统兵官不识字,甚至以不识字为荣,本来就是不合传统的。公文就是实物化了的制度,保证了公文的严肃性,就保证了制度的有效性。文山会海不是有害的,只有无意义的文山会海才是有害的,换句话说,多并没有坏处,只有无意义的多即冗才有害。
只有用制度限定了权力,在制度中武将不可能因为专权做出分外的事,朝廷才可能放心把这大权交给将帅。世间的事就是如此,权力限制了你才能得到权力,不受限制的权力就是狂想。妄想什么都自己说了算,一切凭自己喜好行事,权力不受限制,那只能跟禁军中权力几近无限的统兵官一样,慢慢被边缘化,甚至被人鄙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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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祯叹了口气,他自然知道李璋说的是什么,徐平给他的密奏中已经说得明白,他同样也知道徐平为什么这样做。一个人信任徐平有什么用?哪怕这个人是皇帝。随着徐平在整训军队时把军政、军令合一,随之而来的猜疑就必然不少。皇帝是天子,但这天下却不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,天的儿子终究不是天,赵祯也无法完全掌控徐平的命运。现在秦凤路连战连胜,在诸路中鹤立鸡群,自然一切好说。一旦战事不那么顺利,或者是等到有一天战事缓和下来,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,今天徐平的所作所为就是靶子。到时朝臣要削地方兵权会拿现在的徐平来说事,赵祯面对其他权臣威胁也依然如此。
李璋叉手道:“陛下,臣此次回京,便是替经略把秦凤路的兵权交回朝廷。但要完成此事,必然先要匣清何为兵权,这兵权要怎么交回来。往常不管是朝臣,还是军中将帅,皆言将要专权,惟有专权才能应付战事,不致贻误战机。然而将帅专权,到底专的是什么权却无人说个清楚。钱粮要给足,将帅如何花朝廷最好不过问,是把财权给他们。军中严阶级法,一举一动皆要合阶级,统兵官一念可决属下生死,是把军中治理之权交给他们。如今沿边各路作战不再设监军,不再授阵图,是把临战决策之权交给他们。经略说过,军中之权无非是军政、军令、钱粮和用人之权,现在除用人之权,一切都在经略司,帅臣的军权过重了。经略要交予朝廷的,一是钱粮,希望自今之后,随军转运使自有职责,只要依军中行事保证足粮足兵,可以自主行事,不必再受经略司军令,而得向枢府奏事。第二个是军政之权,由枢府编出军中规例,日常一切依规例行事,经略司和各级统兵官只能在这规例中得便宜行事,而不能超出规例之外。保证施行,则军法不再归于经略司,当由朝廷别遣军法之官,直属于枢密院。军法之官依规例而判,经略和各级统兵官不再决断,军中将佐士卒对军法决断不满,得依地方监司之例,别有途径上奏。最要紧的,则是军令之权。”
与顿了一下,李璋才接着道:“本朝枢府掌军令,然而西北战起,军令之权则不得不交予前方将帅。大权交付将帅,依然连连失利,为何?皆因军令关键不是由谁而发,而是必要有所据,要让作战之军真正有所依。臣今天在议事厅所做所言,实际上就是把军令该如何发出去所要凭依之事,在朝堂上讲清而已。枢府不得不放此权,皆因以前依将帅奏章也无所凭据,前方到底该如何作战,心中无据。秦凤路把军令之权依然交回枢府,最要紧的就是把军中情事,前线战事巨细无遗一一上报,枢府大臣可以依此而作决断。”
赵祯点了点头,摆了摆手道:“好了,我明白了,其余细事,不必说与我听,后边要说与诸位相公和三衙管军大将去听。——唉,此事最难,是徐平愿把大权交回朝廷,是他能交权之后把事情做好,而其余诸帅,只怕是难——”
李璋道:“经略曾言,钱粮、用人、军政之权,其实都不太难,军中编好规例即可。惟有这军令之权,要交回枢府,有着诸般难处。前方战事瞬息万变,确实不可能事事都等枢府决断,则将帅必有临机处置之权。如此便就有哪一级归枢府,哪一级归帅臣,哪一级归主将之别。要想条理清楚,只怕极是不易。经略要的,是由枢府决断每一战前,要此战打哪里,要守哪里,定了则不轻易动改。至于到时如何排兵布阵,行军作战,则是前线将帅决定的事。临机时,枢府若是觉得必要,可以临时授予帅臣哪些决断之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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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把权力交回朝廷来,朝廷才会放心让徐平带着十万大军,甚至更多的大军与党项决战。这个权不交回来,哪怕把徐平召回朝廷面临军事失败,朝中上下还是不放心,到时只怕宁可容忍元昊,也要把手握重兵的徐平先解职。
交权不是说一句我一切听朝廷的,而是要形成一系列制度、规例,用制度保证前线将帅从此不能专权。只要在这一套制度之下,则不管前线将帅怎么想,都威胁不到朝廷。形成完善的制度,用制度保证一切,才能脱离开分权监视、事事猜疑的格局。
这套制度形成,就跟徐平进行的军改一样,先夺统兵官之权,再夺将帅之权,用制度把这些权力从人的手中,收到各个衙门当中。枢府掌军令,则用制度保证他们做出的军令是正确的,只要不是整个衙门全都成了白痴、狂妄的傻子,发出的军令就不会离谱。从此以后军中事务,不管是军政、军令,还是钱粮、用人,权力都在制度上,而不是归于某一个人。你做这个职务,便就有这个制度规定好的权力,换一个职务,便就是另一个权力。
宋朝是制度复杂、公文繁琐的时代,朝中官员对这一套并不陌生,只是军队由于历史的原因成了例外。现在徐平要把这一套重新推行到军中也不是无章可循,中国的历史足够长,几乎什么事情都能找到先例。秦汉时候军制,便就事无巨细,几乎全部形诸文字。那时候军中不管文职武职,会写公文是基本要求,自己的一切都要在公文中表现出来。现在军中许多统兵官不识字,甚至以不识字为荣,本来就是不合传统的。公文就是实物化了的制度,保证了公文的严肃性,就保证了制度的有效性。文山会海不是有害的,只有无意义的文山会海才是有害的,换句话说,多并没有坏处,只有无意义的多即冗才有害。
只有用制度限定了权力,在制度中武将不可能因为专权做出分外的事,朝廷才可能放心把这大权交给将帅。世间的事就是如此,权力限制了你才能得到权力,不受限制的权力就是狂想。妄想什么都自己说了算,一切凭自己喜好行事,权力不受限制,那只能跟禁军中权力几近无限的统兵官一样,慢慢被边缘化,甚至被人鄙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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