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章 自己的路
吴育把自己整理好的徐平先前奏对内容,拿给赵祯和徐平看。由于匆忙,他只是把徐平的话联缀起来,稍加整理,没时间过多润色,是以带有强烈的徐平风格。
赵祯看罢,想了一下,突然大笑,对徐平道:“宰相一向待人谦和,凡与宰相引座交谈之人,无不言宰相有君子气度。然与宰相共事之人,则说言辞虽谦和,然于公事持之甚坚,共事者难。先前与宰相坐而论道,朕有此感,然并不难也。至著之文字,才知百官所言极是。对公事持之甚坚,宰相用心于事,勇于任事也。过之则为执,宰相谨记”
徐平捧笏躬道:“臣之过也。过不能自查,臣之失也。谢陛下提点。”
这是徐平一直以来的毛病,与人相处和和气气,但一旦涉及到公事就过于强势。对上对下都不明显,而同僚就会觉得难以共事。君与相不是完全的上下级关系,是一种在上下级关系中的合作分工。徐平做宰相,赵祯也开始感觉到徐平的这个毛病。好在赵祯严于律己,做皇帝能够深自克制,对徐平的强势,感觉不深。等到把言论一形诸于文字,这种感觉就一下子强烈了。论治国之道和理国之术,徐平几乎是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在说。
汉太祖在秦末乱世,马上取天下,当国之后求贤士大夫共治国家。到了宋朝,继承了这个传统,而且面临内忧外患之时,鉴于前朝外戚、寺宦之祸,对士大夫愈加倚重。
把士大夫视为一个阶层是不对的,这既不是地主阶级,也不是读书人,虽然他们大多是出自于地主阶级的读书人。士大夫是求贤,而不是对官员的任能,两者有根本区别。
简单地说,士大夫的第一要求是意识形态,即与政权的意识形态必须相符。在这个前提之下,才有依能力任官的问题。
一国之中,甚至一家之中,极端的朋友夫妻之间,意识形态也可能不同,这是社会的多样性,强求一致会导致反弹。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,我只看对我好与坏,事情表现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无关紧要。还有视屁股坐在那里就应该是什么意识形态为当然之理的,你是什么出身,就应该是什么意识形态。政权代表统治阶级利益,就必然用统治阶的人。
政权具有独立人格,就超脱了阶级,不能超脱,政权就无以维持。对于政权管理下的人来说,谁让我活不下去,我就反了他的。这是很多人的态度,政权要调和,正是必须让社会危机不碰触这条线。这条线对于不同的政权来说不一样,同样的危机,对于不同的政权来说,感受是不一样的。
政权内部个人的意识形态各种各样,但政权的意识形态却是唯一的。不管是从朝廷的角度来说,还是从皇帝的角度来说,选择与自己一起管理天下事务的,必然是与政权的意识形态相同,要从自己处于社会阶层的个人利益中超越出来的人。对于皇帝来说,对政权的意识形态未必就有多认同,但为了管理国家,他自己也要超越出来。
宋朝皇帝不只一个人说过,欲为一件快意事而不得,就是这个道理。
选官用科举只是手段,考的不是个人的能力,与以前的察举制目的本无不同,选的是贤不是能。选出贤来之后,才有所谓的任能。选贤与任能,对于政权来说,不是一回事。
明白了这个道理,才能知道为什么宋朝的进士对其他所有出身的官员都不屑一顾,关键时候自己把持国家大事,不容其他人涉足。他们代表的是政权的意志,甚至有的时候与统治者的意志并不一样,政权对于自己使用的管理人员,态度自然不会是多么友好。这种事情历朝历代都是如此,以后也会如此。能够把握好态度的,毕竟只是少数人。
左右天子方为大忠,就是从这个方向发挥出来的,忠的是政权独立人格的意志,而不是皇帝本人。极端情况下,甚至不惜改换皇帝,这种事情也是会做出来的。
正是求贤,用的是符合意形态的人,所以对士大夫的要求是公德,私德并不紧要。当然有历史上司马光和王安石这种公德私德都无可指摘的人,但更多的是不拘小节,一面站在制高点指点江山,一面挟妓游玩。
公德无关紧要或者消失的时候,才会弃公德而求治私德。
无关紧要,比如认为天下是一人之天下,谁能帮助我就用谁。这个时候对私德的要求看统治者本身,有的统治者视道德为无用之物,只要能办事,官员爱怎么干就怎么干,法外之事皆可为,甚至违法犯科只要有用也可以不治罪。对属下严厉的统治者,就会去治官员的私德。不管是权还是物,我不给你,你不可以取。
公德消失不是说公德不存在了,而是认为天下每一个人都有公德,人人都无私。公德是对所有人的要求,此时参与政权治理国家的,自然就会要求有更高的私德。
法家是典型的不要求公德的意识形态,在他们眼里,一人之天下的时候,无所谓官吏的公德私德,只要效忠君主,一切按照君主的意志去做就可以了。让你明白怎么做,那就是天下一切断于律,师于吏。天下人之天下的时候,天下人就有同样的公德,人人都是这天下的主人,都要有做主人的觉悟。没有这个觉悟,便教育你,屡教而终不改,则就是大家的敌人。教育是温和的手段,作为敌我矛盾则是激烈的手段,人民公敌是也。
法家强求天下一律,不承认人的复杂性,手段猛烈,做起事情来见效快,矛盾积累得也快。国家面临巨大威胁,有明确目标的时候,法家更加有效率。
儒家是调和妥协的意识形态,侧重于安内。因为有一个缓冲层,矛盾积累得慢,而且也比较容易摇摆,能够在妥协中求生存。天下为一家之永祀时,儒家表现为君王求贤,与贤人共治天下,天下大治君王成圣人。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时,儒家不强求一律,仍然是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求妥协,不断地调整以求生存。仁义不失,天下不亡,指的是不会亡于内部矛盾。面临外敌的时候,讲仁义没有用处,终究还是要以力量对决。
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,首先要问的都是自己人还是外人,不然就没有了着力点。
法家利于对外,儒家善于对内,没有什么绝对的对或者错。国家面临生死存亡,自然是以法家的手段为优,放下内部矛盾以对外敌,儒家的各种规矩此时不合时宜。当外部没有巨大威胁的时候,法家那些激烈的手段不能长久地对自己人,不然终亡于内乱。
道家和墨家讲小政府和无政府,天下自治,不适全大一统的中原政权,先被淘汰。
明早熟而且延续,延续自不必讲,早熟就是先秦诸子几乎把治理天下的各种手段都提出来了,并且在漫长的历史中都被使用过。这些治国理论不是意识形态,只是治理国家的办法而已,由此延伸出去形成各种各样的政策,是对于政治结构的探讨。
正是因为儒家法家不关意识形态,统治者对此是不敏感的,以为这是事关天下存亡的大事情,对统治者生死攸关,就把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搞混了。
秦汉是实践先秦诸子思想的朝代,意识形态是相同的。
秦汉在意识形态上大致相同,秦亡于内乱,汉朝吸取教训,以儒家代法家,对内开始讲调和。正是在这个调和的过程化统一。
我们之所以为汉人,就是在秦汉这两个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。
到了宋朝,儒家和法家的区别早已经不明显,名为儒家的士大夫中实际上有大堆法家信徒。用秦暴政失天下来攻击政敌,只是政治斗争的手段而已。
用儒家还是用法家,真正起作用的是以宰执为中心的官僚执政集团,这只是治国理政的手段。外部威胁增大的时候,法家思想抬头,是自然而然的事。党争最激烈的时候,新旧两党实际上都杂儒法,谁也不是纯洁的儒家信徒。只是对于儒法两家的手段,有的主张对内,有的主张对外。而涉及了内外,就涉及到了一部分意识形态。
天下不是只有一个国家,意识形态自然就有内外两个部分。内外的意识形态,表现为一直延续几千年的华夷之辨,分不分自己人和外人,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,怎么分,怎么对自己人怎么对外人,都是意识形态的争吵。讲中国古代不分国家和民族是不正确的,中国在统一完成之前就开始分了。
意识形态对内的部分,首先是天下是一人一家之天下,还是天下人之天下。政权是私天下,还是公天下。这是第一个问题,大家不信天命了,回答这个问题解决政权的合法性。
讲历史,经常把秦汉并举,隋唐连称,唐宋连称,元明清连称。隋唐连称,只是延续秦汉惯例,有政治上的继承。唐宋连称比较怪异,因为中间隔了一个五代,就像把元朝隐去连称宋明一样。宋和明可以分割,但唐与宋却不可分割,不然说不清宋朝。
有讲唐宋并革,从方方面面举例子,指出这个时代发生了重大转变。其实各种转变都是表象,核心是意识形态在这两个朝代发生了重大转变。
唐太宗言,“自古皆贵中国贱夷狄,朕独爱之如一。”这句话落实到国策上,就是改变了中国一直传承的内外有别的意识形态。徐平讲仁不施于外,就是从这句话来的,唐朝的教训,让宋朝对内外之别格外敏感。他不这么讲,就是士大夫之公敌。
自汉武帝用董仲舒,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,确立了天命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。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,开启了一个漫长的时代。
政权是需要合法性的,认为古代的人都头脑简单,或者单纯是愚笨,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是失察了。从原始社会走出来,形成了国家,政权一直需要合法性的来源,不然就会面对“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”的局面。中国的历史记载清楚,脉络清晰,明确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有其内在需求。不然凭什么你做皇帝,我不能做皇帝凭什么是你们去治天下,不是我去治天下好处为什么给你们,不给我王侯将相,宁有种乎
先秦诸子,对于最早的政权合法性,大多是推于圣人。即出现了政权,最早的当权者是大家推选出来的,是获得绝对大多数人认同的,顺天而应人。此时就是公天下,先秦对三代的记载,有记载史实的一面,有完善公天下而改和编历史的一面。
三代之后,由公天下向家天下转变,至周而大成。天下封建,各守其家,天子只为诸侯共主,而非天下的主人,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家。此时,是没有大一统的合法性的。
秦灭六国,天下一统,仍然使用先秦的家天下,甚至更进一步发展成一人之天下。这是最早的大一统政权,政权的合法性几乎被乎略。陈涉一呼,政权合法性就轰然崩塌。
到汉武帝用董仲舒,以天命论,给了政权合法性,至此大一统政权才真正完成。
天命论本自公羊春秋,其中本来含着“公天下”的基因,是通过天命授予天子而治之。到了唐朝,天命已经成了一个笑话,政权的合法性需要一个新的来源。特别是朝廷要削藩镇、去寺宦,重建大一统,需要新的理论基础。韩愈和柳宗元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了儒学复兴,并分别承自孟子和荀子而成两派。
柳宗元彻底否定天命,把天命与人世彻底割裂,天人不相感,不相交,韩愈对天命讨论不多。他们在认为天命不以足做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后,把合法性来源归于治乱。而要达天下大治,则需选贤任能,使贤者居上,不肖者居下,即圣贤政治。在求贤,使自己为君子而为贤士大夫上,不再求于天,开始朝性情的方向上去。
天命与人世割裂,便出现了研究天理的周易系列理论,出现了研究人之本性,人的性情怎么发展变化,如何影响人的贤与不肖一系列理论。
理论是本于实际的,并不是空想谈玄,跟历史进程息息相关。
研究天理和人性的一系列理论,是道学家的事。对于政治来讲,最重要的,是由此带来了政权合法性天命来源的终结,政权的合法性不来自于天,而来自于人。
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,非一姓之永祀也,唐宋之际政权的合法性由私天下再次回到了公天下。在意识形态中,这个政权属于谁,决定了很多原则和行事逻辑。
徐平前世,很多方面有所谓的政治正确,意识形态表现出来,很多就是政治正确。你觉得别人的政治正确很可笑,很可能就是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。但对于政权来说,是有一套政治政确的,一旦违反,就会动摇政权的合法性根基。如果在很多人中形成了一套政治政确,为政权所接纳,就会慢慢改变意识形态,直至改变政权的性质。
徐平中进士,是以前世突击政治课学习的考试办法应试的,就是按要求做官而已。十几年来,一直坚持不懈地去啃各种典籍,至现在与前世的知识融会贯通,彻底成为了士大夫的一员。成为了士大夫的一员,才能来做这个宰相,不然坐到这个位子也什么都做不了。
徐平的思想,还是本于韩愈和柳宗元,但却不同于任何一个人。其中有柳宗元的天人割裂,又有韩愈的仁义君子。他不再讲天下大治全靠选贤任能,把仁义变成政治原则,贯穿到政治当中去。万事都讲立制度,用制度而不是用人来规范政治行为。又讲所有的制度行政措施都有利有弊,各行于当世,不可行于万世。一切,都围着治乱兴亡来。
徐平的意识形态至别内外、辨清对内的立场止,不再向外延伸,不去究人的性情,明天理。研究人性、研究天理都是政治之外的事,用他前世的话说都是科学范畴,不再掺入政治中来。把政治限定了,才能让科学技术自由地发展前进。
意识形态宜粗不宜细,政治制度宜细不宜粗,分别对应着统治者和执行者。
人从世间万物中走出来,一直是发展的,是有过程的。从物质上割裂了,精神上很长一断时间不能割裂,科学和政治掺杂在一起,政治经常制约科学进步。要搞工业化研究科学技术,首先要让科学技术独立,不再受政治的制约。提高科学技术研究者地位,给工匠以更丰厚的报酬,是在这之后的事情。科学技术不能从政治中独立,做那些效果是极其有限的,而且会因此而危及自己的政治地位。这个意义上,天人分割和天人合一是一个意思。
历史很热闹,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。历史又很枯燥,剥开来看,真正规律性的东西很简单,让人感到乏味。那一个一个精彩的故事,都是由这简单的规律变幻而来。规律不是天然存在的,不是有神塞到这个世界来的,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发生的共同点罢了。
中国的北方,从东到西,有一大片草原森林农耕条件不太优越的地区。如果把这一片地区看作是一个整体,则亚欧大陆上几个适合农耕的地区,除印度外,全部与其相接。这些地方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,无不与其息息相关。汉逐匈奴,确立了明接下来一千年间的地位,纵有鲜卑入侵,最终也是汉化。至唐再盛,改变了内外有别的政治原则,突厥等势力其实纳入了帝国之中。接下来的一千年,就在辨内外之别和内外一体中挣扎。
我们把历史上的一些名词换一个名字。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称为剥削者,农民和无产阶级都称为被剥削者。对内不讲阶级调和阶级分明为主的,我们称为专政时期,讲阶级调和缓和矛盾为主的,则称为开明时期。对外别内外者为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,视之如一为国际主义,则历史在我们的眼中就会换一副面目。
一个政权,对内就是处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,对外就是处理国际关系,这两者交织起来,就形成了政权的历史。
汉朝是开明时期,军力强盛。别内外驱逐匈奴,亡于内乱,大汉帝国主义。
唐朝是开明时期,军力强盛。不别内外纳匈奴为主的诸胡,被内纳诸胡为主的藩镇势力拖死,大唐国际主义。
宋朝是开明时期,军力孱弱。别内外,熬死契丹、女真,亡于蒙古,大宋民族主义。
明朝是专政时期,军力界于汉唐和宋之间,不强不弱。别内外,初期逐蒙古,亡于内乱,被女真摘得天下。前期大明帝国主义,后期大明民族主义。
徐平前世常称大汉帝国,大唐帝国,真是冤枉唐朝。汉朝是帝国主义,唐朝明明是奉行国际主义,怎么也给划到了帝国的行列里。
一直对内缓和阶级矛盾,仁义不失,则不失天下。天下不失但是可以被夺,被外敌占领就是被夺了。天下被夺,别内外,则主要归于军力太弱。不别内外,外战成了内乱。
军队不能打就是不能打,不能抵御外敌,找其他理由没有道理。把内外混起来,这里抓一坨那里抓一坨解释历史,就会把历史的教训混乱得失去作用。
有人说,只要内部不乱军力当然不会弱,败于外敌就是内乱。徐平扳着指头数一数自己前世口中说的外国,国家内部富裕得一塌糊涂,军力不行的排成串。普鲁士崛起到德国兴盛,枪挑了一排内政比他强的国家。
文用于内,武用于外,文武不可混同。政治决定军事,反过来就会出大乱子。如果内乱使用军队,军队的意识形态就会混乱,意识形态混乱的军队难救危急存亡。
一个国家的军队不能抵御外敌,肯定是军队和军事制度出了问题。有时候碰上文武一起乱,对外不能打仗和内部矛盾爆发凑到了一起,有时候文乱武不乱,有的时候则是武乱文不乱,凑不到一起去。军队是武事,跟内政有关,但不是决定于内政。
把军队不能打仗,非要说成是因为以文制武,编造再多的理由,翻开古今中外的历史看一看,都是几乎全为反例。中国历史上有一段特殊的时期,别内外成了政治不正确,捡了这么一个说法,编造一大堆理由。那个时期结束了,不必再去圆这一个谎。
强军以抵御外敌,对内调和阶级矛盾以安天下,才是政权长治久安的办法。徐平如果被宋亡是因为以文制武这个理由被骗了,到了这个世界,赚再多钱的也养不强禁军。
一个国家总是处于内乱外患交加之中,政权不断地挣扎以求生存。想着天下用我一策从此不必挣扎了,这样的良策,徐平实在想不出来,他两世为人也没有见过。
工业革命和交通革命交织在一起,欧洲的白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狂潮。这一场狂潮把世界吓傻了眼,以为历史从此就要终结了,白人的现在能成为自己的未来就是最大的追求。其实翻开历史,什么事情是新鲜的呢这样一场狂潮,汉朝的时候中原王朝顶住了,罗马灭亡了。唐宋时再次掀起,欧洲大部顶住了,宋朝灭亡了。
潮水退去,这里还是这里,那里还是那里。
一个又一个的日不落帝国兴起来,对内进行剥削压迫,对外进行侵略掠夺,几百年的时间又退回到了自己那弹丸之地上。剥削不可过甚,侵略不可长久,正义不是因为善良而存在,正义是因为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只有这样做才长久而成为正义。
对内剥削过甚,天下之人对政权自然就是你既不仁,我就不义。内外有别,那你先得把内部的视为自己人,你不把别人当人看,有什么资格叫别人是卖国贼
资产阶级对内疯狂压迫,对外进行侵略掠夺,内外的剥削者团结起来了,内外的被剥削者也团结起来了,帝国主义对上了国际主义。几个回合,浪潮退去了,国际主义终还是烟消云散,帝国主义成为明日黄花。
每个人都不特别,想做人上人,就要被千夫所指。现在审判不了,历史会审判。
在那场大潮的颠峰时刻,美国对内调和,对外合作找盟友,苏联对内不调和,对外奉行国际主义。美国还在那里,苏联崩掉了。从阶级感情上,可以为苏联惋惜,但从国家利益上,要记住苏联的教训。正义不会因为你是弱者站在你那一边,也不会因为你为弱者说话就站到你那一边,你的正义未必是别人的正义,有时候正义冷酷无情。如果还要跟历史上的那些剥削者掠夺者做一样的事,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会再次到来,民族的发展机会就此被白白浪费。抢地盘,建殖民地,以为别人的反噬不会到自己的身上,凭什么
你的就是你的,终还会到你手里。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,抢不来。
不要照着别人的历史曲解中国的历史,强行解释强盗逻辑,歪曲事实,说中国现在的地盘也是一点一点抢来的。修内政,远人归,汉人的中原王朝是这么一点一点来的。
只有自己人,才会成为自己的土地。如果真有全球统一的一天,也只有走这条路。为什么对着契丹和河西、西域不放因为那里是汉唐故土,有着大量的汉人,他们或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时被迫成了外人,但中原王朝有责任重新接纳他们。其他的地方,还是以正常的合作为主。有人敢来打我,我就灭他,大家各自安好,便就通商贸易,合作交流。
欧洲的殖民地不要看美洲和大洋洲那些与世隔绝的地方,难听一点,那种地方正常交流也是你的。殖民地要看中亚、南亚和非洲,潮水退去,白人占住的土地全部要吐出来。
徐平前世接受的教育,对于化思想很少讲,偶尔涉及也大多不成系统,强行纳入泊自西方的文化解释中。此人的这个说法有辨证法的性质,有进步性,那个说法是唯心主义,表现了其局限性。那人哪里又有唯物主义,哪里是经验主义,就如此被老师批小学生作业一样点评。
寻找历史的这个阶段有资本主义萌芽,那个阶段又有资本主义的萌芽,有与没有能吵上天去。好像有没有这一点资本主义萌芽,就能说明明。
把历史分为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,是为了论证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终点来的。大家比赛,谁先跑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终点,谁就赢了。这个终点不存在,或者是虽然存在但却看不到,资本主义社会是封建社会的进化就失去了依托。
从构建美好的上古三代,到非当下礼失乐崩之世,到未来美好的大同之世,这种说法中国已经存在两千多年了。大同之世的共产主义社会一旦摸不到,资本主义社会是比构建出来的封建社会先进这种说法也就没了凭据。都是剥削者压迫被剥削者,谁比谁高明
中国从秦朝起就结束了封建时代,公天下、家天下、私天下再到公天下,路走到头了返回来又走一趟。生产力没有发展起来,工业革命没有到来,被外面的强盗打了欺负了很不好受,各方面的原因都可以找,没有必要非要从文化上刨根。
打倒了,爬起来,落后了,赶上来,继续前行就是。路在自己的脚下,不在拼命刨自己的根要变成别人上面。在当世变不成别人,返回一千年还要执着地变成别人,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徐平前世学历史,小伙伴们聚在一起,有一种向往。如果我回到过去,抢在白人的前面做什么,那么现在我们就比他们强了。他们打不倒我们,我们一定要打倒他。
真地回来了,不得不把历史仔细地梳理一遍,却发现这世上并没有一条已经铺好了的路,只要你先落脚,世界就是你的了。怎么回,前方都是一片荆棘,路要自己走出来。
把历史读过,把先贤的努力看过,徐平终从前世的迷雾中走出来,知道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。而不是大喊一声,白人们好厉害,我要让中国人的历史变成白人的历史。
历史很热闹,但历史真地不新鲜,有的时候乏味得让人去编造。
我这个人比较轴,写书也要让主角有说得过去的道理和行事逻辑,啰嗦之处,读者见谅。因为施政是一个系统,写得较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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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祯看罢,想了一下,突然大笑,对徐平道:“宰相一向待人谦和,凡与宰相引座交谈之人,无不言宰相有君子气度。然与宰相共事之人,则说言辞虽谦和,然于公事持之甚坚,共事者难。先前与宰相坐而论道,朕有此感,然并不难也。至著之文字,才知百官所言极是。对公事持之甚坚,宰相用心于事,勇于任事也。过之则为执,宰相谨记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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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徐平一直以来的毛病,与人相处和和气气,但一旦涉及到公事就过于强势。对上对下都不明显,而同僚就会觉得难以共事。君与相不是完全的上下级关系,是一种在上下级关系中的合作分工。徐平做宰相,赵祯也开始感觉到徐平的这个毛病。好在赵祯严于律己,做皇帝能够深自克制,对徐平的强势,感觉不深。等到把言论一形诸于文字,这种感觉就一下子强烈了。论治国之道和理国之术,徐平几乎是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在说。
汉太祖在秦末乱世,马上取天下,当国之后求贤士大夫共治国家。到了宋朝,继承了这个传统,而且面临内忧外患之时,鉴于前朝外戚、寺宦之祸,对士大夫愈加倚重。
把士大夫视为一个阶层是不对的,这既不是地主阶级,也不是读书人,虽然他们大多是出自于地主阶级的读书人。士大夫是求贤,而不是对官员的任能,两者有根本区别。
简单地说,士大夫的第一要求是意识形态,即与政权的意识形态必须相符。在这个前提之下,才有依能力任官的问题。
一国之中,甚至一家之中,极端的朋友夫妻之间,意识形态也可能不同,这是社会的多样性,强求一致会导致反弹。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,我只看对我好与坏,事情表现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无关紧要。还有视屁股坐在那里就应该是什么意识形态为当然之理的,你是什么出身,就应该是什么意识形态。政权代表统治阶级利益,就必然用统治阶的人。
政权具有独立人格,就超脱了阶级,不能超脱,政权就无以维持。对于政权管理下的人来说,谁让我活不下去,我就反了他的。这是很多人的态度,政权要调和,正是必须让社会危机不碰触这条线。这条线对于不同的政权来说不一样,同样的危机,对于不同的政权来说,感受是不一样的。
政权内部个人的意识形态各种各样,但政权的意识形态却是唯一的。不管是从朝廷的角度来说,还是从皇帝的角度来说,选择与自己一起管理天下事务的,必然是与政权的意识形态相同,要从自己处于社会阶层的个人利益中超越出来的人。对于皇帝来说,对政权的意识形态未必就有多认同,但为了管理国家,他自己也要超越出来。
宋朝皇帝不只一个人说过,欲为一件快意事而不得,就是这个道理。
选官用科举只是手段,考的不是个人的能力,与以前的察举制目的本无不同,选的是贤不是能。选出贤来之后,才有所谓的任能。选贤与任能,对于政权来说,不是一回事。
明白了这个道理,才能知道为什么宋朝的进士对其他所有出身的官员都不屑一顾,关键时候自己把持国家大事,不容其他人涉足。他们代表的是政权的意志,甚至有的时候与统治者的意志并不一样,政权对于自己使用的管理人员,态度自然不会是多么友好。这种事情历朝历代都是如此,以后也会如此。能够把握好态度的,毕竟只是少数人。
左右天子方为大忠,就是从这个方向发挥出来的,忠的是政权独立人格的意志,而不是皇帝本人。极端情况下,甚至不惜改换皇帝,这种事情也是会做出来的。
正是求贤,用的是符合意形态的人,所以对士大夫的要求是公德,私德并不紧要。当然有历史上司马光和王安石这种公德私德都无可指摘的人,但更多的是不拘小节,一面站在制高点指点江山,一面挟妓游玩。
公德无关紧要或者消失的时候,才会弃公德而求治私德。
无关紧要,比如认为天下是一人之天下,谁能帮助我就用谁。这个时候对私德的要求看统治者本身,有的统治者视道德为无用之物,只要能办事,官员爱怎么干就怎么干,法外之事皆可为,甚至违法犯科只要有用也可以不治罪。对属下严厉的统治者,就会去治官员的私德。不管是权还是物,我不给你,你不可以取。
公德消失不是说公德不存在了,而是认为天下每一个人都有公德,人人都无私。公德是对所有人的要求,此时参与政权治理国家的,自然就会要求有更高的私德。
法家是典型的不要求公德的意识形态,在他们眼里,一人之天下的时候,无所谓官吏的公德私德,只要效忠君主,一切按照君主的意志去做就可以了。让你明白怎么做,那就是天下一切断于律,师于吏。天下人之天下的时候,天下人就有同样的公德,人人都是这天下的主人,都要有做主人的觉悟。没有这个觉悟,便教育你,屡教而终不改,则就是大家的敌人。教育是温和的手段,作为敌我矛盾则是激烈的手段,人民公敌是也。
法家强求天下一律,不承认人的复杂性,手段猛烈,做起事情来见效快,矛盾积累得也快。国家面临巨大威胁,有明确目标的时候,法家更加有效率。
儒家是调和妥协的意识形态,侧重于安内。因为有一个缓冲层,矛盾积累得慢,而且也比较容易摇摆,能够在妥协中求生存。天下为一家之永祀时,儒家表现为君王求贤,与贤人共治天下,天下大治君王成圣人。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时,儒家不强求一律,仍然是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求妥协,不断地调整以求生存。仁义不失,天下不亡,指的是不会亡于内部矛盾。面临外敌的时候,讲仁义没有用处,终究还是要以力量对决。
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,首先要问的都是自己人还是外人,不然就没有了着力点。
法家利于对外,儒家善于对内,没有什么绝对的对或者错。国家面临生死存亡,自然是以法家的手段为优,放下内部矛盾以对外敌,儒家的各种规矩此时不合时宜。当外部没有巨大威胁的时候,法家那些激烈的手段不能长久地对自己人,不然终亡于内乱。
道家和墨家讲小政府和无政府,天下自治,不适全大一统的中原政权,先被淘汰。
明早熟而且延续,延续自不必讲,早熟就是先秦诸子几乎把治理天下的各种手段都提出来了,并且在漫长的历史中都被使用过。这些治国理论不是意识形态,只是治理国家的办法而已,由此延伸出去形成各种各样的政策,是对于政治结构的探讨。
正是因为儒家法家不关意识形态,统治者对此是不敏感的,以为这是事关天下存亡的大事情,对统治者生死攸关,就把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搞混了。
秦汉是实践先秦诸子思想的朝代,意识形态是相同的。
秦汉在意识形态上大致相同,秦亡于内乱,汉朝吸取教训,以儒家代法家,对内开始讲调和。正是在这个调和的过程化统一。
我们之所以为汉人,就是在秦汉这两个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。
到了宋朝,儒家和法家的区别早已经不明显,名为儒家的士大夫中实际上有大堆法家信徒。用秦暴政失天下来攻击政敌,只是政治斗争的手段而已。
用儒家还是用法家,真正起作用的是以宰执为中心的官僚执政集团,这只是治国理政的手段。外部威胁增大的时候,法家思想抬头,是自然而然的事。党争最激烈的时候,新旧两党实际上都杂儒法,谁也不是纯洁的儒家信徒。只是对于儒法两家的手段,有的主张对内,有的主张对外。而涉及了内外,就涉及到了一部分意识形态。
天下不是只有一个国家,意识形态自然就有内外两个部分。内外的意识形态,表现为一直延续几千年的华夷之辨,分不分自己人和外人,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,怎么分,怎么对自己人怎么对外人,都是意识形态的争吵。讲中国古代不分国家和民族是不正确的,中国在统一完成之前就开始分了。
意识形态对内的部分,首先是天下是一人一家之天下,还是天下人之天下。政权是私天下,还是公天下。这是第一个问题,大家不信天命了,回答这个问题解决政权的合法性。
讲历史,经常把秦汉并举,隋唐连称,唐宋连称,元明清连称。隋唐连称,只是延续秦汉惯例,有政治上的继承。唐宋连称比较怪异,因为中间隔了一个五代,就像把元朝隐去连称宋明一样。宋和明可以分割,但唐与宋却不可分割,不然说不清宋朝。
有讲唐宋并革,从方方面面举例子,指出这个时代发生了重大转变。其实各种转变都是表象,核心是意识形态在这两个朝代发生了重大转变。
唐太宗言,“自古皆贵中国贱夷狄,朕独爱之如一。”这句话落实到国策上,就是改变了中国一直传承的内外有别的意识形态。徐平讲仁不施于外,就是从这句话来的,唐朝的教训,让宋朝对内外之别格外敏感。他不这么讲,就是士大夫之公敌。
自汉武帝用董仲舒,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,确立了天命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。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,开启了一个漫长的时代。
政权是需要合法性的,认为古代的人都头脑简单,或者单纯是愚笨,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是失察了。从原始社会走出来,形成了国家,政权一直需要合法性的来源,不然就会面对“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”的局面。中国的历史记载清楚,脉络清晰,明确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有其内在需求。不然凭什么你做皇帝,我不能做皇帝凭什么是你们去治天下,不是我去治天下好处为什么给你们,不给我王侯将相,宁有种乎
先秦诸子,对于最早的政权合法性,大多是推于圣人。即出现了政权,最早的当权者是大家推选出来的,是获得绝对大多数人认同的,顺天而应人。此时就是公天下,先秦对三代的记载,有记载史实的一面,有完善公天下而改和编历史的一面。
三代之后,由公天下向家天下转变,至周而大成。天下封建,各守其家,天子只为诸侯共主,而非天下的主人,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家。此时,是没有大一统的合法性的。
秦灭六国,天下一统,仍然使用先秦的家天下,甚至更进一步发展成一人之天下。这是最早的大一统政权,政权的合法性几乎被乎略。陈涉一呼,政权合法性就轰然崩塌。
到汉武帝用董仲舒,以天命论,给了政权合法性,至此大一统政权才真正完成。
天命论本自公羊春秋,其中本来含着“公天下”的基因,是通过天命授予天子而治之。到了唐朝,天命已经成了一个笑话,政权的合法性需要一个新的来源。特别是朝廷要削藩镇、去寺宦,重建大一统,需要新的理论基础。韩愈和柳宗元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了儒学复兴,并分别承自孟子和荀子而成两派。
柳宗元彻底否定天命,把天命与人世彻底割裂,天人不相感,不相交,韩愈对天命讨论不多。他们在认为天命不以足做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后,把合法性来源归于治乱。而要达天下大治,则需选贤任能,使贤者居上,不肖者居下,即圣贤政治。在求贤,使自己为君子而为贤士大夫上,不再求于天,开始朝性情的方向上去。
天命与人世割裂,便出现了研究天理的周易系列理论,出现了研究人之本性,人的性情怎么发展变化,如何影响人的贤与不肖一系列理论。
理论是本于实际的,并不是空想谈玄,跟历史进程息息相关。
研究天理和人性的一系列理论,是道学家的事。对于政治来讲,最重要的,是由此带来了政权合法性天命来源的终结,政权的合法性不来自于天,而来自于人。
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,非一姓之永祀也,唐宋之际政权的合法性由私天下再次回到了公天下。在意识形态中,这个政权属于谁,决定了很多原则和行事逻辑。
徐平前世,很多方面有所谓的政治正确,意识形态表现出来,很多就是政治正确。你觉得别人的政治正确很可笑,很可能就是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。但对于政权来说,是有一套政治政确的,一旦违反,就会动摇政权的合法性根基。如果在很多人中形成了一套政治政确,为政权所接纳,就会慢慢改变意识形态,直至改变政权的性质。
徐平中进士,是以前世突击政治课学习的考试办法应试的,就是按要求做官而已。十几年来,一直坚持不懈地去啃各种典籍,至现在与前世的知识融会贯通,彻底成为了士大夫的一员。成为了士大夫的一员,才能来做这个宰相,不然坐到这个位子也什么都做不了。
徐平的思想,还是本于韩愈和柳宗元,但却不同于任何一个人。其中有柳宗元的天人割裂,又有韩愈的仁义君子。他不再讲天下大治全靠选贤任能,把仁义变成政治原则,贯穿到政治当中去。万事都讲立制度,用制度而不是用人来规范政治行为。又讲所有的制度行政措施都有利有弊,各行于当世,不可行于万世。一切,都围着治乱兴亡来。
徐平的意识形态至别内外、辨清对内的立场止,不再向外延伸,不去究人的性情,明天理。研究人性、研究天理都是政治之外的事,用他前世的话说都是科学范畴,不再掺入政治中来。把政治限定了,才能让科学技术自由地发展前进。
意识形态宜粗不宜细,政治制度宜细不宜粗,分别对应着统治者和执行者。
人从世间万物中走出来,一直是发展的,是有过程的。从物质上割裂了,精神上很长一断时间不能割裂,科学和政治掺杂在一起,政治经常制约科学进步。要搞工业化研究科学技术,首先要让科学技术独立,不再受政治的制约。提高科学技术研究者地位,给工匠以更丰厚的报酬,是在这之后的事情。科学技术不能从政治中独立,做那些效果是极其有限的,而且会因此而危及自己的政治地位。这个意义上,天人分割和天人合一是一个意思。
历史很热闹,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。历史又很枯燥,剥开来看,真正规律性的东西很简单,让人感到乏味。那一个一个精彩的故事,都是由这简单的规律变幻而来。规律不是天然存在的,不是有神塞到这个世界来的,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发生的共同点罢了。
中国的北方,从东到西,有一大片草原森林农耕条件不太优越的地区。如果把这一片地区看作是一个整体,则亚欧大陆上几个适合农耕的地区,除印度外,全部与其相接。这些地方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,无不与其息息相关。汉逐匈奴,确立了明接下来一千年间的地位,纵有鲜卑入侵,最终也是汉化。至唐再盛,改变了内外有别的政治原则,突厥等势力其实纳入了帝国之中。接下来的一千年,就在辨内外之别和内外一体中挣扎。
我们把历史上的一些名词换一个名字。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称为剥削者,农民和无产阶级都称为被剥削者。对内不讲阶级调和阶级分明为主的,我们称为专政时期,讲阶级调和缓和矛盾为主的,则称为开明时期。对外别内外者为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,视之如一为国际主义,则历史在我们的眼中就会换一副面目。
一个政权,对内就是处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,对外就是处理国际关系,这两者交织起来,就形成了政权的历史。
汉朝是开明时期,军力强盛。别内外驱逐匈奴,亡于内乱,大汉帝国主义。
唐朝是开明时期,军力强盛。不别内外纳匈奴为主的诸胡,被内纳诸胡为主的藩镇势力拖死,大唐国际主义。
宋朝是开明时期,军力孱弱。别内外,熬死契丹、女真,亡于蒙古,大宋民族主义。
明朝是专政时期,军力界于汉唐和宋之间,不强不弱。别内外,初期逐蒙古,亡于内乱,被女真摘得天下。前期大明帝国主义,后期大明民族主义。
徐平前世常称大汉帝国,大唐帝国,真是冤枉唐朝。汉朝是帝国主义,唐朝明明是奉行国际主义,怎么也给划到了帝国的行列里。
一直对内缓和阶级矛盾,仁义不失,则不失天下。天下不失但是可以被夺,被外敌占领就是被夺了。天下被夺,别内外,则主要归于军力太弱。不别内外,外战成了内乱。
军队不能打就是不能打,不能抵御外敌,找其他理由没有道理。把内外混起来,这里抓一坨那里抓一坨解释历史,就会把历史的教训混乱得失去作用。
有人说,只要内部不乱军力当然不会弱,败于外敌就是内乱。徐平扳着指头数一数自己前世口中说的外国,国家内部富裕得一塌糊涂,军力不行的排成串。普鲁士崛起到德国兴盛,枪挑了一排内政比他强的国家。
文用于内,武用于外,文武不可混同。政治决定军事,反过来就会出大乱子。如果内乱使用军队,军队的意识形态就会混乱,意识形态混乱的军队难救危急存亡。
一个国家的军队不能抵御外敌,肯定是军队和军事制度出了问题。有时候碰上文武一起乱,对外不能打仗和内部矛盾爆发凑到了一起,有时候文乱武不乱,有的时候则是武乱文不乱,凑不到一起去。军队是武事,跟内政有关,但不是决定于内政。
把军队不能打仗,非要说成是因为以文制武,编造再多的理由,翻开古今中外的历史看一看,都是几乎全为反例。中国历史上有一段特殊的时期,别内外成了政治不正确,捡了这么一个说法,编造一大堆理由。那个时期结束了,不必再去圆这一个谎。
强军以抵御外敌,对内调和阶级矛盾以安天下,才是政权长治久安的办法。徐平如果被宋亡是因为以文制武这个理由被骗了,到了这个世界,赚再多钱的也养不强禁军。
一个国家总是处于内乱外患交加之中,政权不断地挣扎以求生存。想着天下用我一策从此不必挣扎了,这样的良策,徐平实在想不出来,他两世为人也没有见过。
工业革命和交通革命交织在一起,欧洲的白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狂潮。这一场狂潮把世界吓傻了眼,以为历史从此就要终结了,白人的现在能成为自己的未来就是最大的追求。其实翻开历史,什么事情是新鲜的呢这样一场狂潮,汉朝的时候中原王朝顶住了,罗马灭亡了。唐宋时再次掀起,欧洲大部顶住了,宋朝灭亡了。
潮水退去,这里还是这里,那里还是那里。
一个又一个的日不落帝国兴起来,对内进行剥削压迫,对外进行侵略掠夺,几百年的时间又退回到了自己那弹丸之地上。剥削不可过甚,侵略不可长久,正义不是因为善良而存在,正义是因为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只有这样做才长久而成为正义。
对内剥削过甚,天下之人对政权自然就是你既不仁,我就不义。内外有别,那你先得把内部的视为自己人,你不把别人当人看,有什么资格叫别人是卖国贼
资产阶级对内疯狂压迫,对外进行侵略掠夺,内外的剥削者团结起来了,内外的被剥削者也团结起来了,帝国主义对上了国际主义。几个回合,浪潮退去了,国际主义终还是烟消云散,帝国主义成为明日黄花。
每个人都不特别,想做人上人,就要被千夫所指。现在审判不了,历史会审判。
在那场大潮的颠峰时刻,美国对内调和,对外合作找盟友,苏联对内不调和,对外奉行国际主义。美国还在那里,苏联崩掉了。从阶级感情上,可以为苏联惋惜,但从国家利益上,要记住苏联的教训。正义不会因为你是弱者站在你那一边,也不会因为你为弱者说话就站到你那一边,你的正义未必是别人的正义,有时候正义冷酷无情。如果还要跟历史上的那些剥削者掠夺者做一样的事,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会再次到来,民族的发展机会就此被白白浪费。抢地盘,建殖民地,以为别人的反噬不会到自己的身上,凭什么
你的就是你的,终还会到你手里。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,抢不来。
不要照着别人的历史曲解中国的历史,强行解释强盗逻辑,歪曲事实,说中国现在的地盘也是一点一点抢来的。修内政,远人归,汉人的中原王朝是这么一点一点来的。
只有自己人,才会成为自己的土地。如果真有全球统一的一天,也只有走这条路。为什么对着契丹和河西、西域不放因为那里是汉唐故土,有着大量的汉人,他们或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时被迫成了外人,但中原王朝有责任重新接纳他们。其他的地方,还是以正常的合作为主。有人敢来打我,我就灭他,大家各自安好,便就通商贸易,合作交流。
欧洲的殖民地不要看美洲和大洋洲那些与世隔绝的地方,难听一点,那种地方正常交流也是你的。殖民地要看中亚、南亚和非洲,潮水退去,白人占住的土地全部要吐出来。
徐平前世接受的教育,对于化思想很少讲,偶尔涉及也大多不成系统,强行纳入泊自西方的文化解释中。此人的这个说法有辨证法的性质,有进步性,那个说法是唯心主义,表现了其局限性。那人哪里又有唯物主义,哪里是经验主义,就如此被老师批小学生作业一样点评。
寻找历史的这个阶段有资本主义萌芽,那个阶段又有资本主义的萌芽,有与没有能吵上天去。好像有没有这一点资本主义萌芽,就能说明明。
把历史分为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,是为了论证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终点来的。大家比赛,谁先跑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终点,谁就赢了。这个终点不存在,或者是虽然存在但却看不到,资本主义社会是封建社会的进化就失去了依托。
从构建美好的上古三代,到非当下礼失乐崩之世,到未来美好的大同之世,这种说法中国已经存在两千多年了。大同之世的共产主义社会一旦摸不到,资本主义社会是比构建出来的封建社会先进这种说法也就没了凭据。都是剥削者压迫被剥削者,谁比谁高明
中国从秦朝起就结束了封建时代,公天下、家天下、私天下再到公天下,路走到头了返回来又走一趟。生产力没有发展起来,工业革命没有到来,被外面的强盗打了欺负了很不好受,各方面的原因都可以找,没有必要非要从文化上刨根。
打倒了,爬起来,落后了,赶上来,继续前行就是。路在自己的脚下,不在拼命刨自己的根要变成别人上面。在当世变不成别人,返回一千年还要执着地变成别人,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徐平前世学历史,小伙伴们聚在一起,有一种向往。如果我回到过去,抢在白人的前面做什么,那么现在我们就比他们强了。他们打不倒我们,我们一定要打倒他。
真地回来了,不得不把历史仔细地梳理一遍,却发现这世上并没有一条已经铺好了的路,只要你先落脚,世界就是你的了。怎么回,前方都是一片荆棘,路要自己走出来。
把历史读过,把先贤的努力看过,徐平终从前世的迷雾中走出来,知道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。而不是大喊一声,白人们好厉害,我要让中国人的历史变成白人的历史。
历史很热闹,但历史真地不新鲜,有的时候乏味得让人去编造。
我这个人比较轴,写书也要让主角有说得过去的道理和行事逻辑,啰嗦之处,读者见谅。因为施政是一个系统,写得较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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