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6章 慎选西平王
在曹致顺到洛阳的时候,终于等来了韩琦的韩琦上奏,因为在元昊占据瓜沙二州之前,曹致顺舍中原而事契丹,归义军人心已不属曹家,而思张家。
对归义军政权的处理由此定下,曹致顺封谯郡开国公,从此居于京城。让韩琦配合朝廷派去的官员,查访张承奉之后,选贤者立为西平王,于沙州开府,教化肃州以西之民。
三月十三,选官员安抚西北各路。
包拯为甘肃路体量安抚使,除到西北安抚地方,要与韩琦一起寻张承奉的后人。只要有贤德,得地方人心,不计以前如何身份,立为西平王,数月之后与包拯一起进京面君。
第二天包拯陛辞之后,到政事堂来辞别各位宰相。
晏殊和章得象吩咐过后,徐平对包拯道“此去甘肃路,除安抚百姓人心,最重要的是选合适的张家后人。兹事体大,切不可掉以轻心。”
包拯行礼“依朝廷之令,寻得张家后人,不论是何身份,一律立为西平王。下官有一事不明,如果张家后人此时操持贱业,甚或为奴为仆,也要立为王吗?”
徐平道“不错,不管现在什么身份,都立为王。这是他祖先的功德,后人承之。张家在沙州兴归义军,于遍地腥膻中,拔起于群番环伺之中,重立唐制度,不绝汉祀。数百年后,西北依然有汉地,有汉之民,从汉之俗,张家功不可没。此是天下之公义,非一人之恩德,你一定谨慎行事。如果真地为人奴仆,记得朝廷给价赎之,这是示民以公。”
徐平并不知道西北还有没有奴隶制度,这是包拯和韩琦要查访处理的事情。但是如果张家后人做了别人的奴仆,那是他们以前的制度,应当尊重。立西平王,也要先把赎身的钱给付了。后边废奴,是后边废奴的话。
不尊重前人,对历史以今论古,认为所有的古人都是非蠢即坏,必将自食恶果。今人终有一天也将会成为古人,后人翻看历史,发现有的地方做的反不如古人,再看见这种大言不惭的言论,如何看一个时代就可想而知了。
政策没有当然之理,没有天然的正确,必然有其局限性。不合于时,不合于地,那就去改。但不能因为你改了,自己就比被改的人正确,只是时代变了而已。借着批古人,批反对者,占领道德制高点,来显示自己的正确,一文不值。
制度和政策的合法性,来自于人民,来自于人民认同不认同。你放一个历史规律在那里做天条也没有用,不承认有天命,不承认有神存在,历史规律也是虚的。
徐平对自己所有要改革的制度和政策,一定要查清楚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,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。到了现在不合时宜了,是哪些条件变了,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,要怎么改去解决新的问题。都理清楚了,才去试新的政策合适不合适。
子曰成事不说,遂事不谏,既往不咎。后人总不能连这点心胸都没有。
徐平对包拯道“此去沙州,如果张家只有一个后人,自然就一切休提,朝廷立为王便是。贤德或有不足,朝廷敦促,时时监察,教其后人,以候其后人正位。”
包拯道“若是后人还有数家呢?”
“那便要仔细体察人心,选一个最合适的人出来。那里是佛国,与中原人情不同,万不可以你们之意,代当地之民心。要查当地民情,来定人之贤否。以当地人情民心推之于后时,看这人能不能得人心。不要数年之后让当地人叹息,当时朝廷不定某,而封某为王必然好于此时。以后那一带地方,政事治理自有朝廷,凝聚人心归于西平王,谨慎!”
包拯是个聪明人,在这些事情上,比欧阳修这些人豁达得多。徐平说得这么细,他当然明白是个什么意思,自己到了那里该怎么做。
说到底,立这个西平王,纪念归义军的奋斗是其次的,得当地人心是主要目的。灭了党项,中原王朝再次入主那一带,初期自然万民拥护。但是时过境迁,中原王朝的治理必然与以前不同,有得利的,必然也有利益受损的。
民心先起自民欲,从民欲自然就得民心。但是没有到大同,天下百姓不可能想什么有什么,总有满足不了的。政权只能有所取舍,最大程度的让民心归附。这就是对治下百姓示之以公,临以大义的意义所在。公和义,就是让人民认同的最大公约数。
立平西王,就是朝廷向西北之民示公义,从他们所欲。如若不然,从刚始到达的万民拥护,很快就会变成当地百姓诸般不适应,离心离德。明朝驱逐蒙古而有天下,所以说历史上得国之正,无过于明太祖。但明太祖登基,迷信天命,转过头去放下以前的大义,而去承认元朝的天命。再以明代元为天命所属而建立政权合法性,这假的天命撑不起明朝。
汉朝的天命不是完全的君权天授,在那之前,天听即民听,天视即民视,天心即人心的理论框架已经具备。那个天命,只是以天查民心,来获得认同感,民心才是根本。
神授和天授之后,政权的合法性必然来自于人民,所谓继承前朝法统,根本不会获得人民认同。徐平前世,新中国的立国之基是一切来自于人民,这才是真正的立国之本。让清帝退位而掌权的北洋民国,那个法统就是个笑话,接那个法统的都是笑话。
人从独居到群聚,必然是有了交集,才有了集体的认同感。一方面性情和来自于自己,另一方面来自于那个集体。政权要维持集体的认同感,应该要尽量不干涉私人的那一部分,而加强集体的那一部分,这就是政权的公和义。
不承认人性的两面性,认为人性是一元的,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是社会性的反应,这就是社会主义。公有制、大集体,只是人一元社会性认识在制度和文化上最基本的反应。不符合于人的社会性的思想和行为,都是来自资本义腐蚀,是资本主义尾巴,应该教育、改造。社会主义的很多运动都根源于此,制度和运动不是凭空来的。
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,不承认或者弱化人性中的社会性,就是资本主义。自由等等很多思想,选举、议会等等很多制度,都是来自于这些政权对人性的认识。
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,走向近代化,政治上最根本的,就是政权的合法性不再是来自于神,也不是来自于天,而是来自于人民。政治文明的现代化,这是最基本的判别标准,具体的政治制度只是保证这个合法性的。
选举制,必然要加以约束,约束的目的是取他们那个时代、那个群体的公和义。不加约束的完全普选制,必然会让私欲排斥公和义,成为按人群、按利益排排坐、分果果。这样的政权无法长久,也不会有牢固的合法性,只是一盘捏在一起的散沙。
徐平现在把这种思想推行到政治制度和具体政策当中,略微有些超前。历史上是欧阳修这一批人发展起来,把韩愈和柳宗元的思想深化,才初步完善的。他们当然不说这是政权的合法性,而是查治乱,究民心、辨性情,看政权的权正不正,皇帝和官员当位不当位。
以为大军过去,派出官员,谁不服就打谁的板子,再不服砍他的脑袋,就能够建立起牢固的统治,实在是想多了。漫长的人类文明史,还没有强盗集团能建立长久稳固统治的。
徐平斩了元昊,灭了党项,占领那些地方,只是第一步。只有在后面的治理中,得当地人心,形成对宋朝的国家认同,才算是大功告成。
在这之前,立西平王争取当地人心,是不可缺失的过渡。沙州稳固,还可以凭此作为号召,向西域开拓。宋朝已经没有大汉的昭昭天命了,再建天命也不合时宜,是让历史走回头路,徐平只好采取这种迂回的办法。
长时间的天下太平,国泰民安,朝廷的治理得到人民的认同,归属感增强,西平王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弱。人民自化看齐,会主动改变风俗习惯,这就是教化的过程。教化是人民主动进行的,被动去做,事倍功半,还可能一败涂地。
民为国本,在这个年代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说法,实际上已经慢慢成为共识。徐平向包拯详细地解释为什么要选张家的人,为什么要立西平王,让他有清醒的认识。
对事情认识不清,认为选个人来做王只是骗当地百姓的手段,是不能够做好这件事情的。政权有扮有演,但不能够欺骗,一有欺骗,人心也就失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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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归义军政权的处理由此定下,曹致顺封谯郡开国公,从此居于京城。让韩琦配合朝廷派去的官员,查访张承奉之后,选贤者立为西平王,于沙州开府,教化肃州以西之民。
三月十三,选官员安抚西北各路。
包拯为甘肃路体量安抚使,除到西北安抚地方,要与韩琦一起寻张承奉的后人。只要有贤德,得地方人心,不计以前如何身份,立为西平王,数月之后与包拯一起进京面君。
第二天包拯陛辞之后,到政事堂来辞别各位宰相。
晏殊和章得象吩咐过后,徐平对包拯道“此去甘肃路,除安抚百姓人心,最重要的是选合适的张家后人。兹事体大,切不可掉以轻心。”
包拯行礼“依朝廷之令,寻得张家后人,不论是何身份,一律立为西平王。下官有一事不明,如果张家后人此时操持贱业,甚或为奴为仆,也要立为王吗?”
徐平道“不错,不管现在什么身份,都立为王。这是他祖先的功德,后人承之。张家在沙州兴归义军,于遍地腥膻中,拔起于群番环伺之中,重立唐制度,不绝汉祀。数百年后,西北依然有汉地,有汉之民,从汉之俗,张家功不可没。此是天下之公义,非一人之恩德,你一定谨慎行事。如果真地为人奴仆,记得朝廷给价赎之,这是示民以公。”
徐平并不知道西北还有没有奴隶制度,这是包拯和韩琦要查访处理的事情。但是如果张家后人做了别人的奴仆,那是他们以前的制度,应当尊重。立西平王,也要先把赎身的钱给付了。后边废奴,是后边废奴的话。
不尊重前人,对历史以今论古,认为所有的古人都是非蠢即坏,必将自食恶果。今人终有一天也将会成为古人,后人翻看历史,发现有的地方做的反不如古人,再看见这种大言不惭的言论,如何看一个时代就可想而知了。
政策没有当然之理,没有天然的正确,必然有其局限性。不合于时,不合于地,那就去改。但不能因为你改了,自己就比被改的人正确,只是时代变了而已。借着批古人,批反对者,占领道德制高点,来显示自己的正确,一文不值。
制度和政策的合法性,来自于人民,来自于人民认同不认同。你放一个历史规律在那里做天条也没有用,不承认有天命,不承认有神存在,历史规律也是虚的。
徐平对自己所有要改革的制度和政策,一定要查清楚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,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。到了现在不合时宜了,是哪些条件变了,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,要怎么改去解决新的问题。都理清楚了,才去试新的政策合适不合适。
子曰成事不说,遂事不谏,既往不咎。后人总不能连这点心胸都没有。
徐平对包拯道“此去沙州,如果张家只有一个后人,自然就一切休提,朝廷立为王便是。贤德或有不足,朝廷敦促,时时监察,教其后人,以候其后人正位。”
包拯道“若是后人还有数家呢?”
“那便要仔细体察人心,选一个最合适的人出来。那里是佛国,与中原人情不同,万不可以你们之意,代当地之民心。要查当地民情,来定人之贤否。以当地人情民心推之于后时,看这人能不能得人心。不要数年之后让当地人叹息,当时朝廷不定某,而封某为王必然好于此时。以后那一带地方,政事治理自有朝廷,凝聚人心归于西平王,谨慎!”
包拯是个聪明人,在这些事情上,比欧阳修这些人豁达得多。徐平说得这么细,他当然明白是个什么意思,自己到了那里该怎么做。
说到底,立这个西平王,纪念归义军的奋斗是其次的,得当地人心是主要目的。灭了党项,中原王朝再次入主那一带,初期自然万民拥护。但是时过境迁,中原王朝的治理必然与以前不同,有得利的,必然也有利益受损的。
民心先起自民欲,从民欲自然就得民心。但是没有到大同,天下百姓不可能想什么有什么,总有满足不了的。政权只能有所取舍,最大程度的让民心归附。这就是对治下百姓示之以公,临以大义的意义所在。公和义,就是让人民认同的最大公约数。
立平西王,就是朝廷向西北之民示公义,从他们所欲。如若不然,从刚始到达的万民拥护,很快就会变成当地百姓诸般不适应,离心离德。明朝驱逐蒙古而有天下,所以说历史上得国之正,无过于明太祖。但明太祖登基,迷信天命,转过头去放下以前的大义,而去承认元朝的天命。再以明代元为天命所属而建立政权合法性,这假的天命撑不起明朝。
汉朝的天命不是完全的君权天授,在那之前,天听即民听,天视即民视,天心即人心的理论框架已经具备。那个天命,只是以天查民心,来获得认同感,民心才是根本。
神授和天授之后,政权的合法性必然来自于人民,所谓继承前朝法统,根本不会获得人民认同。徐平前世,新中国的立国之基是一切来自于人民,这才是真正的立国之本。让清帝退位而掌权的北洋民国,那个法统就是个笑话,接那个法统的都是笑话。
人从独居到群聚,必然是有了交集,才有了集体的认同感。一方面性情和来自于自己,另一方面来自于那个集体。政权要维持集体的认同感,应该要尽量不干涉私人的那一部分,而加强集体的那一部分,这就是政权的公和义。
不承认人性的两面性,认为人性是一元的,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是社会性的反应,这就是社会主义。公有制、大集体,只是人一元社会性认识在制度和文化上最基本的反应。不符合于人的社会性的思想和行为,都是来自资本义腐蚀,是资本主义尾巴,应该教育、改造。社会主义的很多运动都根源于此,制度和运动不是凭空来的。
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,不承认或者弱化人性中的社会性,就是资本主义。自由等等很多思想,选举、议会等等很多制度,都是来自于这些政权对人性的认识。
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,走向近代化,政治上最根本的,就是政权的合法性不再是来自于神,也不是来自于天,而是来自于人民。政治文明的现代化,这是最基本的判别标准,具体的政治制度只是保证这个合法性的。
选举制,必然要加以约束,约束的目的是取他们那个时代、那个群体的公和义。不加约束的完全普选制,必然会让私欲排斥公和义,成为按人群、按利益排排坐、分果果。这样的政权无法长久,也不会有牢固的合法性,只是一盘捏在一起的散沙。
徐平现在把这种思想推行到政治制度和具体政策当中,略微有些超前。历史上是欧阳修这一批人发展起来,把韩愈和柳宗元的思想深化,才初步完善的。他们当然不说这是政权的合法性,而是查治乱,究民心、辨性情,看政权的权正不正,皇帝和官员当位不当位。
以为大军过去,派出官员,谁不服就打谁的板子,再不服砍他的脑袋,就能够建立起牢固的统治,实在是想多了。漫长的人类文明史,还没有强盗集团能建立长久稳固统治的。
徐平斩了元昊,灭了党项,占领那些地方,只是第一步。只有在后面的治理中,得当地人心,形成对宋朝的国家认同,才算是大功告成。
在这之前,立西平王争取当地人心,是不可缺失的过渡。沙州稳固,还可以凭此作为号召,向西域开拓。宋朝已经没有大汉的昭昭天命了,再建天命也不合时宜,是让历史走回头路,徐平只好采取这种迂回的办法。
长时间的天下太平,国泰民安,朝廷的治理得到人民的认同,归属感增强,西平王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弱。人民自化看齐,会主动改变风俗习惯,这就是教化的过程。教化是人民主动进行的,被动去做,事倍功半,还可能一败涂地。
民为国本,在这个年代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说法,实际上已经慢慢成为共识。徐平向包拯详细地解释为什么要选张家的人,为什么要立西平王,让他有清醒的认识。
对事情认识不清,认为选个人来做王只是骗当地百姓的手段,是不能够做好这件事情的。政权有扮有演,但不能够欺骗,一有欺骗,人心也就失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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