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92章 此一策,可安天下(上)
虽然位居次相,王曾的生活却一直很简单,偌大的宅第,只有一位老仆,还有几个粗使的下人以及子王绎陪伴着自己。青州王家是大族,人口众多,王曾的根基还在那里,京城只是做官居住的地方,人生的一个驿站。
王曾八岁父母俱丧,由叔父王仲元抚养长大。自小到大,王仲元待王曾如亲子,王曾待王仲元如亲父。王仲元去世之后,王曾愿以一官加赠,以工部员外郎改葬。后来的欧阳修也是由叔父抚养长大,他以己官赠叔父,后世传为美谈,以为开此类行为的先河,实际上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是王曾。
二十四岁,王曾青州发解试夺魁。青州与河南府是黄河以北除京城之外的两个教育重地,发解名额多,竞争也激烈。次年,以有教无类赋省试第一,为省元。又以有物混成赋殿试夺魁,糊名再试,复得第一,为状元。连中三元,王曾为有宋第二人。
科举中第大多还是靠实力的,但省元状元有时候运气的成分很大。王曾连中三元却几乎不凭运气,纯以实力碾压,有物混成赋成了科举赋类的标杆。直到后来科举的内容改革,赋不再那么重要为止,这都是科举考试中的第一作品,天下争相模仿。徐平当年准备进士考试,几乎每一个字都研究过,也只能叹一句混然天成,确实非用心用力就可以的。
自咸平五年状元及第,以将作监丞通判济州,到现在三十四年了,王曾出入内外,或显达或失意,无论是敌是友,对其人品和能力均无可指摘。在朝堂兢兢业业,在江湖则恬然自适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范仲淹的这句话,他自己未必做到,王曾是做到了。
真宗晚年,丁谓专权,行将就木的王旦为了防止丁谓祸国,特意把王曾提拔起来。当新帝登基,刘太后野心勃勃地临朝称制的时候,王曾联合冯拯,成功地扳倒了丁谓,化解了一次政治危机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,王曾提拔了与自己同年的吕夷简,让他从知开封府的位子入了政事堂,为参知政事。天圣六年,玉清昭应宫大火,觉得被王曾限制心生不满的刘太后乘机发难,王曾辞相以应天灾,再次拉了吕夷简一把,让他登上了相位。
当刘太后故去,再次回到朝堂的王曾却发现人事已非,曾经与自己并肩战斗过的吕夷简羽翼已丰,把持朝政,大权独揽,已经严重影响到国事。王曾任次相后,虽然与吕夷简据理力争,奈何势力单薄,有心无力,现在就连牵制吕夷简都很难做到了。
王绎从门外进来,把手里的碗放到桌上,对王曾道:“大人,夜已经深了,用些热茶。”
王曾点了点头,端起茶喝了一口,又把碗放在桌上,看着窗外的夜色出神。
王绎敛手道:“范待制已经离京,听说去送他的只有直集贤院李纮和新近回京的王质两人,其他无论亲朋,一人未见,着实有些冷清。”
王曾没有回头,轻声说道:“此次范仲淹被贬,是因为朋党,谁还能去送?李纮和王质两人是他的至亲,去了说得过去,当然最主要是他们不畏权贵。”
“范待制被贬出京城,落了天章阁待制的职,为他说话的御史言官被牵连的不少。我听外面现在群情激愤,吕相公这次只怕是犯了众怒了。”
王曾没有说话,只是看着夜色出神。
范仲淹非要与吕夷简鱼死网破,与自己有没有关系?王曾不知道,也说不清楚。他不植私党,不营私利,欣赏范仲淹,但关系并没有多么亲近。但是最近朝堂里王曾与吕夷简争斗激烈,百官看在眼里,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。在范仲淹这些人看来,吕夷简与王曾比起来简直一无可取,无论能力还是为人,他都不配在政事堂。驳倒了吕夷简,受益最大的自然是王曾,范仲淹义无反顾地冲出去的时候,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想法?王曾不知道,他也不想知道。两相并立,利于平衡,但也容易意见分岐,争斗在所难免。本来制度就是这样设计的,王曾身处其间,不能躲避,他也不想躲避。
此次范仲淹落职外任并不是因为上百官图,这一点徐平比晏殊看得清楚。作为宰相吕夷简用人自然不用向一位天章阁待制解释,而范仲淹作为侍从大臣,对宰相的施政有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也不过分。此事只是彰显了两人的矛盾,范仲淹指责,吕夷简分辨,过去就过去了。真正出事是范仲淹不依不饶,吕夷简恼羞成怒。
上百官图之后不久,枢密副使蔡齐提议迁都西京洛阳。这是太祖遗志,也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,每隔一断时间就会有官员提起,本不稀奇。特别是去年徐平在京西路把洛阳城整治得好生兴旺,河南府又有天量的飞票握在手里,此事早就有人提,只是蔡齐的地位足够高,引起了更多的重视。蔡齐提议迁都,范仲淹反对,认为洛阳已非王城所宜。
到这一步还没有什么,迁都徐平也同样不同意。好不容易离开京城的王公贵族各种各样人物的影响,建起了洛阳这个新兴的工商业中心,把首都迁过来,难道徐平要再找个地方把同样的事情做一遍?京城还是在开封城好了。
对于迁都的事情赵祯询问吕夷简的意见,这样送上门来的机会,不说范仲淹几句坏话吕夷简也就不是吕夷简了。回答赵祯的时候,吕夷简说“仲淹迂阔,务名无实”。虽然吕夷简心里同样是不同意迁都的,但他偏不说自己的意见,只贬低范仲淹。
事情传了出来,范仲淹连上帝王好尚、选贤任能、近名和推委四论,对吕夷简的说法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。又把吕夷简比之为汉成帝之张禹,指责他“以大为小,以易为难,以未成为己成,以急务为闲务”。范仲淹的意思本来说的是其他事情,偏偏现在京西路是吕夷简的心病,以为说的是那里,就此撕破了脸。
上百官图,还能说是范仲淹作为侍从大臣,对宰相的用人心有疑义,提出自己的看法,把图表给君王做参考。后来对吕夷简的指责,就是直接批评其执政能力,再不能像前面那样马虎过去了。两人崇政殿里当面争吵,出宫之后交相上书,闹得不可开交。
不但是吕夷简和范仲淹两人针锋相对,馆阁官员和台谏言官不少人也加入了进去,声势越来越大。最终以吕夷简说的“越职言事、荐引朋党、离间君臣”为此事做结。范仲淹落职,贬知饶州。
此事如果到这里就此结束,还只是一场不大不小的**,并没有什么特别。偏偏吕夷简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,他结党营私虽然轻易不落下把柄,但满朝的官员又不是瞎子,怎么可能看不出来?这次赶走一个范仲淹,难保明天不会又出来一个。特别是馆阁里的年轻官员情绪已经被范仲淹调动起来,又颇有几个无法无天之辈,最终决定借着这次机会把这个隐患清除。指使侍御史韩渎,上书要求把范仲淹之事榜于朝堂,戒百官越职言事。
这是以御史台的名义报请赵祯施行的,帝王深以朋党为戒,赵祯没有阻止。
这才是捅了马蜂窝,赵祯亲政才几年?大规模地贬逐言事者已经有三次了,而且两次被当头打击的就是范仲淹。自太祖登基,便就戒子孙不得杀上书言事者,别说是官员,普通百姓还能够对朝政发表自己的看法呢。特别是年轻官员,地位低的时候,就是通过上书言事施展自己的抱负,让上位者发现自己的才华。
以馆阁官员为主,陆续有尹洙等人因为替范仲淹伸冤,被贬出朝堂。接着又有欧阳修写与高司谏书,痛骂高若讷,说朝堂御史台的榜上已经禁了非台谏不得言事,他作为谏院的主官,非但对此事一言不发,私下里还说范仲淹“狂言自取谴辱,岂得谓之无辜”。
欧阳修骂高若讷非常难听,充分展示了他超人的文采,其中一句“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”还流传后世。最终把老实人高若讷骂毛了,把欧阳修的书呈给朝廷,欧阳修就此被贬为夷陵县令。谏官是有特殊地位的,欧阳修这样骂自己爽了,受到的惩罚就特别重,到夷陵可不是知夷陵县事,而是夷陵县令,直接贬到选人行列去了。
此后又有另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狂人蔡襄写四贤一不肖诗,接着骂高若讷。不过蔡襄出身大族,背景深厚,最终安然无事。而欧阳修此时已经跟他的第一个岳父胥偃因为立场不同而闹翻,这个时候可就没人帮他说话了。
这一场政治冲突因范仲淹上百官图而起,本来并不大,最后闹成一场巨大的**,固然有范仲淹不妥协的原因,但也正说明了此时朝堂内部斗争激烈到了什么程度。
备注:范家和吕家真正结仇就是因为这一次风波,但对于当事人来说,范仲淹和吕夷简并没有成为死对头,他们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因为政治争端,不涉及私人感情。历史上后来西北乱起,两人还自比唐时郭子仪和李光弼,握手言和。但此次被贬出京,范仲淹的原配李夫人因为旅途劳顿,积劳成疾去世,却让范仲淹的儿子再也不能原谅吕夷简。偏偏不管是范仲淹还是吕夷简,家庭教育都非常成功,儿子一样都位至宰辅。结果就是吕夷简的子孙以自己家里存的范仲淹书信为证,说两人晚年和好,范家则坚称那些书信是吕家伪造的,因为母亲的死,父亲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吕夷简那个奸贼的。欧阳修写范仲淹的墓志,有两人和好的内容,并坚持是自己的亲身经历,不肯修改。范家就把墓志的这一部分凿掉了,与欧阳修的关系也变得冷淡。因为此事,甚至引起富弼、韩琦和欧阳修等等当时亲历者的矛盾。加上这些备注,是说明当时的情况绝不是像后来说的那样黑白分明,范仲淹是大忠,吕夷简是大奸,其实实际情况远比这样的认识复杂。历史本来就是如此,在后人的眼里只剩下黑白两色,但本来其实是彩色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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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曾八岁父母俱丧,由叔父王仲元抚养长大。自小到大,王仲元待王曾如亲子,王曾待王仲元如亲父。王仲元去世之后,王曾愿以一官加赠,以工部员外郎改葬。后来的欧阳修也是由叔父抚养长大,他以己官赠叔父,后世传为美谈,以为开此类行为的先河,实际上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是王曾。
二十四岁,王曾青州发解试夺魁。青州与河南府是黄河以北除京城之外的两个教育重地,发解名额多,竞争也激烈。次年,以有教无类赋省试第一,为省元。又以有物混成赋殿试夺魁,糊名再试,复得第一,为状元。连中三元,王曾为有宋第二人。
科举中第大多还是靠实力的,但省元状元有时候运气的成分很大。王曾连中三元却几乎不凭运气,纯以实力碾压,有物混成赋成了科举赋类的标杆。直到后来科举的内容改革,赋不再那么重要为止,这都是科举考试中的第一作品,天下争相模仿。徐平当年准备进士考试,几乎每一个字都研究过,也只能叹一句混然天成,确实非用心用力就可以的。
自咸平五年状元及第,以将作监丞通判济州,到现在三十四年了,王曾出入内外,或显达或失意,无论是敌是友,对其人品和能力均无可指摘。在朝堂兢兢业业,在江湖则恬然自适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范仲淹的这句话,他自己未必做到,王曾是做到了。
真宗晚年,丁谓专权,行将就木的王旦为了防止丁谓祸国,特意把王曾提拔起来。当新帝登基,刘太后野心勃勃地临朝称制的时候,王曾联合冯拯,成功地扳倒了丁谓,化解了一次政治危机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,王曾提拔了与自己同年的吕夷简,让他从知开封府的位子入了政事堂,为参知政事。天圣六年,玉清昭应宫大火,觉得被王曾限制心生不满的刘太后乘机发难,王曾辞相以应天灾,再次拉了吕夷简一把,让他登上了相位。
当刘太后故去,再次回到朝堂的王曾却发现人事已非,曾经与自己并肩战斗过的吕夷简羽翼已丰,把持朝政,大权独揽,已经严重影响到国事。王曾任次相后,虽然与吕夷简据理力争,奈何势力单薄,有心无力,现在就连牵制吕夷简都很难做到了。
王绎从门外进来,把手里的碗放到桌上,对王曾道:“大人,夜已经深了,用些热茶。”
王曾点了点头,端起茶喝了一口,又把碗放在桌上,看着窗外的夜色出神。
王绎敛手道:“范待制已经离京,听说去送他的只有直集贤院李纮和新近回京的王质两人,其他无论亲朋,一人未见,着实有些冷清。”
王曾没有回头,轻声说道:“此次范仲淹被贬,是因为朋党,谁还能去送?李纮和王质两人是他的至亲,去了说得过去,当然最主要是他们不畏权贵。”
“范待制被贬出京城,落了天章阁待制的职,为他说话的御史言官被牵连的不少。我听外面现在群情激愤,吕相公这次只怕是犯了众怒了。”
王曾没有说话,只是看着夜色出神。
范仲淹非要与吕夷简鱼死网破,与自己有没有关系?王曾不知道,也说不清楚。他不植私党,不营私利,欣赏范仲淹,但关系并没有多么亲近。但是最近朝堂里王曾与吕夷简争斗激烈,百官看在眼里,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。在范仲淹这些人看来,吕夷简与王曾比起来简直一无可取,无论能力还是为人,他都不配在政事堂。驳倒了吕夷简,受益最大的自然是王曾,范仲淹义无反顾地冲出去的时候,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想法?王曾不知道,他也不想知道。两相并立,利于平衡,但也容易意见分岐,争斗在所难免。本来制度就是这样设计的,王曾身处其间,不能躲避,他也不想躲避。
此次范仲淹落职外任并不是因为上百官图,这一点徐平比晏殊看得清楚。作为宰相吕夷简用人自然不用向一位天章阁待制解释,而范仲淹作为侍从大臣,对宰相的施政有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也不过分。此事只是彰显了两人的矛盾,范仲淹指责,吕夷简分辨,过去就过去了。真正出事是范仲淹不依不饶,吕夷简恼羞成怒。
上百官图之后不久,枢密副使蔡齐提议迁都西京洛阳。这是太祖遗志,也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,每隔一断时间就会有官员提起,本不稀奇。特别是去年徐平在京西路把洛阳城整治得好生兴旺,河南府又有天量的飞票握在手里,此事早就有人提,只是蔡齐的地位足够高,引起了更多的重视。蔡齐提议迁都,范仲淹反对,认为洛阳已非王城所宜。
到这一步还没有什么,迁都徐平也同样不同意。好不容易离开京城的王公贵族各种各样人物的影响,建起了洛阳这个新兴的工商业中心,把首都迁过来,难道徐平要再找个地方把同样的事情做一遍?京城还是在开封城好了。
对于迁都的事情赵祯询问吕夷简的意见,这样送上门来的机会,不说范仲淹几句坏话吕夷简也就不是吕夷简了。回答赵祯的时候,吕夷简说“仲淹迂阔,务名无实”。虽然吕夷简心里同样是不同意迁都的,但他偏不说自己的意见,只贬低范仲淹。
事情传了出来,范仲淹连上帝王好尚、选贤任能、近名和推委四论,对吕夷简的说法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。又把吕夷简比之为汉成帝之张禹,指责他“以大为小,以易为难,以未成为己成,以急务为闲务”。范仲淹的意思本来说的是其他事情,偏偏现在京西路是吕夷简的心病,以为说的是那里,就此撕破了脸。
上百官图,还能说是范仲淹作为侍从大臣,对宰相的用人心有疑义,提出自己的看法,把图表给君王做参考。后来对吕夷简的指责,就是直接批评其执政能力,再不能像前面那样马虎过去了。两人崇政殿里当面争吵,出宫之后交相上书,闹得不可开交。
不但是吕夷简和范仲淹两人针锋相对,馆阁官员和台谏言官不少人也加入了进去,声势越来越大。最终以吕夷简说的“越职言事、荐引朋党、离间君臣”为此事做结。范仲淹落职,贬知饶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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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以御史台的名义报请赵祯施行的,帝王深以朋党为戒,赵祯没有阻止。
这才是捅了马蜂窝,赵祯亲政才几年?大规模地贬逐言事者已经有三次了,而且两次被当头打击的就是范仲淹。自太祖登基,便就戒子孙不得杀上书言事者,别说是官员,普通百姓还能够对朝政发表自己的看法呢。特别是年轻官员,地位低的时候,就是通过上书言事施展自己的抱负,让上位者发现自己的才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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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阳修骂高若讷非常难听,充分展示了他超人的文采,其中一句“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”还流传后世。最终把老实人高若讷骂毛了,把欧阳修的书呈给朝廷,欧阳修就此被贬为夷陵县令。谏官是有特殊地位的,欧阳修这样骂自己爽了,受到的惩罚就特别重,到夷陵可不是知夷陵县事,而是夷陵县令,直接贬到选人行列去了。
此后又有另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狂人蔡襄写四贤一不肖诗,接着骂高若讷。不过蔡襄出身大族,背景深厚,最终安然无事。而欧阳修此时已经跟他的第一个岳父胥偃因为立场不同而闹翻,这个时候可就没人帮他说话了。
这一场政治冲突因范仲淹上百官图而起,本来并不大,最后闹成一场巨大的**,固然有范仲淹不妥协的原因,但也正说明了此时朝堂内部斗争激烈到了什么程度。
备注:范家和吕家真正结仇就是因为这一次风波,但对于当事人来说,范仲淹和吕夷简并没有成为死对头,他们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因为政治争端,不涉及私人感情。历史上后来西北乱起,两人还自比唐时郭子仪和李光弼,握手言和。但此次被贬出京,范仲淹的原配李夫人因为旅途劳顿,积劳成疾去世,却让范仲淹的儿子再也不能原谅吕夷简。偏偏不管是范仲淹还是吕夷简,家庭教育都非常成功,儿子一样都位至宰辅。结果就是吕夷简的子孙以自己家里存的范仲淹书信为证,说两人晚年和好,范家则坚称那些书信是吕家伪造的,因为母亲的死,父亲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吕夷简那个奸贼的。欧阳修写范仲淹的墓志,有两人和好的内容,并坚持是自己的亲身经历,不肯修改。范家就把墓志的这一部分凿掉了,与欧阳修的关系也变得冷淡。因为此事,甚至引起富弼、韩琦和欧阳修等等当时亲历者的矛盾。加上这些备注,是说明当时的情况绝不是像后来说的那样黑白分明,范仲淹是大忠,吕夷简是大奸,其实实际情况远比这样的认识复杂。历史本来就是如此,在后人的眼里只剩下黑白两色,但本来其实是彩色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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